代孕到底該不該放開？正反PK

適當放開代孕有現實意義 

文/朱丹 

全面兩孩的放開， 點燃了很多家庭的二孩夢， 但一些人已經過了生育的年齡， 對生孩子有心無力， 這不僅是家庭的遺憾， 也是我國人口發展面對的一大問題。 在這種情形下， 代孕自然成為一些人考慮的方法， 可是， 我國法律是明令禁止代孕的， 這無疑阻斷了很多家庭最後的希望。

其實， 代孕只是一種輔助生育方式。 對於這種方式， 只要合理利用，

嚴格管理， 也有可能成為助推社會人口健康發展的手段。 長期以來， 我國明令禁止代孕， 主要考慮到這種方式帶來的一些倫理、法律問題。 代孕的確顛覆了傳統的生育倫理， 也容易導致孩子歸屬權紛爭等 一系列問題。 但是， 這種簡單禁止卻非上策。 只要建立嚴格的法規和制度， 對代孕行為進行規範管理， 加強倫理監督和技術監管， 把技術關在法律法規和制度的“籠子”裡， 確保健康發展， 就可使其成為眾多家庭， 尤其是那些失獨家庭， 實現二孩夢的途徑。

再者， 也可以仿效國外， 實施志願代孕， 建立代孕志願隊伍， 防止商業代孕， 通過法規、制度和道德為代孕建立一套規範化和健康化發展機制。 這樣既能解決代孕帶來的社會和倫理問題，

又能滿足一些家庭生育二孩的需求。 因此， 適當放開代孕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對代孕不能輕言放開 

文/汪昌蓮 

全面兩孩政策放開以來， 不孕不育成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王麗娜建議，

適當放開代孕准入， 但要防止商業代孕。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認為， 代孕要有“刹車”， 不能任意行駛。 （2月3日《人民日報》）

長期以來， 我國法律對代孕是明令禁止的。 早在2001年， 原衛生部就出臺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 其中明確規定， 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2016年1月1日，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新增規定， “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 對此， 曾有人大代表建議， “禁止代孕”可改為“規範代孕”。 這次有專家呼籲“放開代孕”， 可以說是舊話重提。

問題是， “規範代孕”也好， “放開代孕”也罷， 均與我國現行法律相悖， 同時也將輔助生殖技術與非法代孕行為混為一談。

殊不知， 兩者具有本質區別。 輔助生殖技術， 是指通過對卵細胞、精子、受精卵、胚胎的操作處理， 最終達到治療不育目的的系列技術， 如目前被普遍使用的試管嬰兒技術。 而所謂的代孕技術， 通俗地講， 就是“借腹生子”， 把代孕者的卵子與購買方的精子結合成受精卵， 或者將購買方的受精卵植入在代孕者的子宮， 完成整個孕育過程。 這樣一種尚存爭議的方式， 可能被一些人變成一種牟利手段。 一些女性受利益驅使， 選擇做“代孕媽媽”。

在傳統觀念中， “借腹生子”是違背倫理道德的， 其中最突出的問題， 就是父母身份的確認。 因為孩子是“代孕媽媽”十月懷胎生下來的， 代孕者已經把孩子當成了自己親生的， 儘管一些代孕協議中明確規定“代孕媽媽”將與孩子永不見面，

但這種血肉相連的母子情往往是很難割捨的， 為今後的糾紛埋下了禍根。

筆者認為， 對於代孕， 不能輕言放開。

禁止代孕行為， 只能加強， 不可削弱。 一項有爭議的新技術的誕生和應用， 應有監管的跟進， 而不僅是倫理上的指責和對法律缺位的抱怨。 既要禁止非法代孕行為， 又應考慮到生育障礙患者渴望擁有下一代的心願， 從法律監管程式上予以分別對待。 然而， 對輔助生殖技術和代孕行為的管理， 僅依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及衛生計生部門的諸多部門法規， 顯得既龐雜又針對性不強。 不過， 有關部門不能放著現有的法規不用， 去坐等國家頒佈專門的法律。 因此， 對於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既要加快立法規範，更要加強嚴格管理。

關於代孕，您有何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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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自網路

以上為《健康報》原創作品，如若轉載須獲得本報授權。點擊下方“閱讀原文”自助獲取轉載授權。

既要加快立法規範，更要加強嚴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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