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精神病患者殺人事件追蹤：重性精神障礙患者管理防治網路依然存在諸多漏洞
2017年入春以來， 全國各地發生多起精神障礙患者肇事肇禍事件， 引起社會關注和政府部門重視。 從報導來看， 肇事肇禍的精神障礙患者當時多處於外出學習、打工狀態，
一位65歲的父親帶著患有精神障礙的女兒
人民圖片供圖
四川省達州市宣漢縣境內的巴山大峽谷隧道正在建設中， 載滿土石的卡車隆隆駛過， 打破了大山裡的寂靜。 但是， 令居住在附近龍虎村的胡乃竹（化名）夜不能寐的， 不是隧道建設的大動靜， 而是她的侄子胡和志（化名）在武漢殺了人。
今年2月18日中午， 在武昌火車站附近的一家麵館裡， 22歲的胡和志因與麵館老闆姚某發生口角， 持菜刀將其砍死。 之後， 胡和志並未逃離， 民警將其抓獲。
一時間， 胡和志事件見諸各大媒體顯要位置， 社會公眾的視線聚焦到精神障礙患者的管理問題上。
村民沒印象
治療33天后出院
根據警方公佈的資訊：胡和志，
記者在胡和志的老家龍虎村看到， 三三兩兩的老人在路邊聊著家常， 更多的人躲在屋子裡圍著方形火爐取暖。 2月底， 村裡大部分年輕人已隨春運大潮外出打工。
提到胡和志， 村民似乎對他沒有什麼特殊印象， 對胡家的印象就是經濟條件不好， 胡家兩口子都是老實人。 一家人過去住的山坡上的土房子， 如今已經塌了。 早些時候， 胡父和胡母都在家附近的煤礦廠工作。 煤礦廠倒閉後， 胡母做些小零活， 胡父種地。
根據當地的風俗習慣， 22歲的胡和志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 為了能讓胡和志順利成婚， 胡家人並沒有把他的病情跟外人講。 村民劉剛說：“我們都不知道他得病，
胡乃竹記得， 胡母的一個親戚曾介紹了一位專治精神病的“專家”， “專家”給胡和志開了幾服藥， 收了2800元。 而這些藥並沒有讓胡和志有所好轉， 等家人再去找“專家”問情況時， “專家”早已不見蹤影。 胡家人這才回過神， 那位“專家”是個騙子， 2800元打了水漂。
2016年春節， 胡和志走親戚時， 不明原因地與堂哥發生衝突， 並想拿菜刀砍堂哥。 “幸好及時攔下來。 ”胡乃竹至今還心有餘悸。 從那時起， 胡家人意識到胡和志精神問題的嚴重性，
2016年5月， 胡父帶胡和志到宣漢縣人民醫院土主分院（宣漢縣精神病院）看病， 胡和志被確診為“精神發育遲滯伴精神障礙”， 即智力發育低下造成行為紊亂， 屬於比較嚴重的精神障礙。 但在醫院治療33天后， 胡家因付不起治療費用， 辦理了出院手續。 至於胡和志康復與否， 堅持服藥與否， 胡家人不太清楚。
宣漢縣精神病院是當地唯一的精神病醫院， 記者到醫院採訪胡和志的主治醫生時， 該院相關負責人表示， 記者須出示縣委宣傳部的介紹信， 院方才能接受採訪， 並稱“這件事已經平息下去了， 沒有必要再深究”。
康復隨訪難
戶籍在但找不到人
宣漢縣精神病院收治胡和志後， 將資訊回饋給了三墩土家族鄉衛生院，
“他沒在村裡住過， 只是戶籍在這兒， 根本找不到人。 ”陳篤國拿出自己的筆記本向記者展示， 目前全村有10名需要定期隨訪管理的精神病患者， 胡和志之外9人的服藥情況都有記錄。
龍虎村沒有固定的村衛生室， 村民都是到陳篤國的家中看病。 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裡， 一個放中藥的櫃子， 一個放西藥的鐵架， 白色的牆壁長年累月被爐子熏得發黑發黃， 記者去時， 一個村民正靠著爐子打點滴。 陳篤國介紹，龍虎村一共有500多戶2600多名村民，而且村民散住在大山裡。村裡都是留守的老人，陳篤國經常要上門看病。
胡乃竹告訴記者，因為胡家曾兩度搬家，蓋房子花費了10萬餘元，5萬多元的債務背在身上，胡父不得不外出打工償還債務。“他爸爸只能把他帶在身邊。”胡家父子在南寧打工的時候，也是不斷發生摩擦。脾氣暴躁的胡和志在工地經常與人發生口角，甚至因為一點小事大打出手。胡父已經無法以正常對話的方式教育胡和志，只好以暴制暴。
2017年農曆正月初四，胡父準備去青海打工，想將胡和志帶在身邊，以便看護。但是，胡和志不肯與父親一起出去。他向母親索要手機未果，便拿起手邊的東西扔向母親，母親躲得及時才沒有受傷。胡和志一氣之下離開家，來到胡乃竹家，向姑姑要300元錢。再三借錢讓家裡並不富裕的胡乃竹為難，最後給了胡和志200元。
雖然胡乃竹每天照常砍柴燒火，料理家務，但有兩件事一直令她擔憂：一是新聞報導會不會不利於法院對胡和志的審判，二是武漢被砍者的家人會不會前來尋仇。“法院要怎麼判他？”眼睛有些濕潤的胡乃竹追問記者。
多數家庭監護能力差
醫療保障水準低
33歲的鄧明柳（化名）也是龍虎村的精神病患者，和老母親一起生活，每個月的藥品花銷近700元，而低保補助只有100元。平時，老母親賣雜貨賺點零錢，在外打工的姐姐每個月會寄些錢。有一次，鄧明柳發病了，情緒十分激動，完全處於失控狀態。鄰居是個退伍軍人，和其他四五個人一起，才將鄧明柳用鐵鍊子綁住，送到精神病院治療。
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未能得到及時治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監護。資料顯示，2013年上海浦東南匯地區78名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中，只有17名患者的監護人能履行或部分履行監護職責。2016年，廣州市調查了215名肇事肇禍精神障礙患者，67.0%處於獨居狀態。而這些患者的社會支援和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缺乏足夠的醫療保障，也影響了他們的就診意願，以致病情得不到控制，增加肇事肇禍幾率。
全國精神衛生綜合管理試點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主任醫師馬弘告訴記者，大量案例顯示，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時，親人往往成為最先受到傷害的對象。而這些家庭的監護能力實在薄弱。一項針對有兩名精神病患者家庭的調研顯示，在3000多戶受訪家庭中，三成監護人年齡在60歲以上，三成是傷殘人士，還有一成多的監護人是未成年人。這些家庭的貧困率高達94%。“這樣的家庭怎麼能管理患者？這些家庭需要社會強有力的支援，首先應該脫貧，應該被精准扶貧。”馬弘感歎。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衛生中心黨委書記謝斌指出，患者家境貧困導致其根本無法負擔住院醫療費用。在2016年廣州市對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的調查中，72.1%的患者無業或失業，95.3%的患者無醫療保險，96.3%的患者所在家庭月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1895元。“按照醫保報銷80%醫療費用測算，患者家庭每年需要承擔一兩萬元花費。”謝斌說。
防患未然和事後處置
均有待補短板
上海市浦東區的精神障礙患者趙某，總覺得周圍的人都在罵她，不管大人小孩，只要有人路過她家門口，她就咒駡人家，有時還會向人潑水。居委會曾試圖將其送入精神病院治療，但患者的兒子一再拒絕。居委會諮詢當地精神病院後被告知，只有在精神障礙患者存在危害他人行為或風險的情況下，居委會才能代替患者家屬簽字辦理住院，因此住院的事情只能擱置下來。
2013年12月的一天，一名鄰居路過趙某家門口，被其用一盆水澆在身上。氣憤的鄰居朝趙某家大門踢了一腳，趙某當即手持菜刀，跑出家門直接將該鄰居砍至輕傷。事發當晚，在警方再三勸說後，趙某的兒子才保證會將趙某送醫治療。
“按照《精神衛生法》規定，精神障礙患者如果還沒有表現出危害行為或傾向，任何人不能強迫其住院治療，但這可能對患者的及時治療產生不利影響。同時，《精神衛生法》第28條規定，存在傷害自己、傷害他人行為，或傷害自己、傷害他人可能性的，公安機關可以協助家屬將病患送醫院治療。但現實的尷尬是，如果沒有警情就出警，可能會受到侵犯人身自由的指控，這種情況下政府和警方往往處於兩難境地。”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醫務部副主任邵陽介紹。
不僅如此，精神障礙患者犯罪後的處置不當也容易造成諸多問題。《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其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謝斌說，雖然法律要求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但不負責任的家屬和經濟困難的家庭就會放任不管，導致患者疾病復發，重複犯罪的情況屢有發生。這一現象在流動人口中尤為突出，2012年上海長寧地區的35名外來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中，既往有犯罪史的患者占43%。
謝斌還告訴記者，如果不是暴力犯罪，患者的強制治療多由家屬負責，由政府強制醫療的比例並不高。2014年河南省洛陽市的研究提示，在調查的案例中經鑒定患有精神病的，43.6%實施了強制醫療，56.4%未經任何治療，直接流入社會。另外，強制醫療也往往存在經費不足的問題。2010年甘肅對因兇殺而接受強制住院治療精神障礙患者的調查發現，只有23.8%的患者的醫療費用能正常結算，家屬申請費用減免的占38.1%，而存在欠費及醫院墊付的占38.1%。
陳篤國介紹，龍虎村一共有500多戶2600多名村民，而且村民散住在大山裡。村裡都是留守的老人，陳篤國經常要上門看病。
胡乃竹告訴記者，因為胡家曾兩度搬家，蓋房子花費了10萬餘元，5萬多元的債務背在身上，胡父不得不外出打工償還債務。“他爸爸只能把他帶在身邊。”胡家父子在南寧打工的時候，也是不斷發生摩擦。脾氣暴躁的胡和志在工地經常與人發生口角，甚至因為一點小事大打出手。胡父已經無法以正常對話的方式教育胡和志，只好以暴制暴。
2017年農曆正月初四，胡父準備去青海打工，想將胡和志帶在身邊，以便看護。但是，胡和志不肯與父親一起出去。他向母親索要手機未果，便拿起手邊的東西扔向母親，母親躲得及時才沒有受傷。胡和志一氣之下離開家，來到胡乃竹家，向姑姑要300元錢。再三借錢讓家裡並不富裕的胡乃竹為難，最後給了胡和志200元。
雖然胡乃竹每天照常砍柴燒火，料理家務，但有兩件事一直令她擔憂：一是新聞報導會不會不利於法院對胡和志的審判，二是武漢被砍者的家人會不會前來尋仇。“法院要怎麼判他？”眼睛有些濕潤的胡乃竹追問記者。
多數家庭監護能力差
醫療保障水準低
33歲的鄧明柳（化名）也是龍虎村的精神病患者，和老母親一起生活，每個月的藥品花銷近700元，而低保補助只有100元。平時，老母親賣雜貨賺點零錢，在外打工的姐姐每個月會寄些錢。有一次，鄧明柳發病了，情緒十分激動，完全處於失控狀態。鄰居是個退伍軍人，和其他四五個人一起，才將鄧明柳用鐵鍊子綁住，送到精神病院治療。
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未能得到及時治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監護。資料顯示，2013年上海浦東南匯地區78名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中，只有17名患者的監護人能履行或部分履行監護職責。2016年，廣州市調查了215名肇事肇禍精神障礙患者，67.0%處於獨居狀態。而這些患者的社會支援和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缺乏足夠的醫療保障，也影響了他們的就診意願，以致病情得不到控制，增加肇事肇禍幾率。
全國精神衛生綜合管理試點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主任醫師馬弘告訴記者，大量案例顯示，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時，親人往往成為最先受到傷害的對象。而這些家庭的監護能力實在薄弱。一項針對有兩名精神病患者家庭的調研顯示，在3000多戶受訪家庭中，三成監護人年齡在60歲以上，三成是傷殘人士，還有一成多的監護人是未成年人。這些家庭的貧困率高達94%。“這樣的家庭怎麼能管理患者？這些家庭需要社會強有力的支援，首先應該脫貧，應該被精准扶貧。”馬弘感歎。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衛生中心黨委書記謝斌指出，患者家境貧困導致其根本無法負擔住院醫療費用。在2016年廣州市對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的調查中，72.1%的患者無業或失業，95.3%的患者無醫療保險，96.3%的患者所在家庭月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1895元。“按照醫保報銷80%醫療費用測算，患者家庭每年需要承擔一兩萬元花費。”謝斌說。
防患未然和事後處置
均有待補短板
上海市浦東區的精神障礙患者趙某，總覺得周圍的人都在罵她，不管大人小孩，只要有人路過她家門口，她就咒駡人家，有時還會向人潑水。居委會曾試圖將其送入精神病院治療，但患者的兒子一再拒絕。居委會諮詢當地精神病院後被告知，只有在精神障礙患者存在危害他人行為或風險的情況下，居委會才能代替患者家屬簽字辦理住院，因此住院的事情只能擱置下來。
2013年12月的一天，一名鄰居路過趙某家門口，被其用一盆水澆在身上。氣憤的鄰居朝趙某家大門踢了一腳，趙某當即手持菜刀，跑出家門直接將該鄰居砍至輕傷。事發當晚，在警方再三勸說後，趙某的兒子才保證會將趙某送醫治療。
“按照《精神衛生法》規定，精神障礙患者如果還沒有表現出危害行為或傾向，任何人不能強迫其住院治療，但這可能對患者的及時治療產生不利影響。同時，《精神衛生法》第28條規定，存在傷害自己、傷害他人行為，或傷害自己、傷害他人可能性的，公安機關可以協助家屬將病患送醫院治療。但現實的尷尬是，如果沒有警情就出警，可能會受到侵犯人身自由的指控，這種情況下政府和警方往往處於兩難境地。”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醫務部副主任邵陽介紹。
不僅如此，精神障礙患者犯罪後的處置不當也容易造成諸多問題。《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其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謝斌說，雖然法律要求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但不負責任的家屬和經濟困難的家庭就會放任不管，導致患者疾病復發，重複犯罪的情況屢有發生。這一現象在流動人口中尤為突出，2012年上海長寧地區的35名外來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中，既往有犯罪史的患者占43%。
謝斌還告訴記者，如果不是暴力犯罪，患者的強制治療多由家屬負責，由政府強制醫療的比例並不高。2014年河南省洛陽市的研究提示，在調查的案例中經鑒定患有精神病的，43.6%實施了強制醫療，56.4%未經任何治療，直接流入社會。另外，強制醫療也往往存在經費不足的問題。2010年甘肅對因兇殺而接受強制住院治療精神障礙患者的調查發現，只有23.8%的患者的醫療費用能正常結算，家屬申請費用減免的占38.1%，而存在欠費及醫院墊付的占3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