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醫院被指過度醫療 1個心血管病人被放7支架
“支架放7個純粹變成賣支架”
濟南某公司一位副總經理曾因為心梗住院， 接受了支架治療手術， 先後被放進7個支架， 前後花了十幾萬元。
“支架放3個以上就失去臨床意義， 放7個純粹變成賣支架。 ”山東省胸科醫院醫學工程部主任毛樹偉說， 就心臟病治療而言， 搭橋手術是最好的方案， 但現在醫生普遍不願做搭橋手術， 而傾向於放支架。
據瞭解， 國產支架出廠價一般為3000元， 賣到醫院價格漲到1。 2萬元， 進口支架到岸價6000元， 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漲到近2萬元。
不僅因為支架利潤多， 還因為醫生能拿回扣。 齊魯醫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醫生坦言，
抗生素濫用， 比發達國家高幾倍
山東省千佛山醫院消化內科副主任陳自平說：“往往不需要打吊瓶的打了吊瓶， 不該用的消炎藥用了， 只需用兩天的抗生素， 硬給用一周。 ”
許冬梅大夫在臨床上發現大量藥物性腎損傷病例。 山東臨沂市河東區一位體重34公斤的未成年患者， 只因為感冒， 在基層診所被用24萬單位的“慶大黴素”連續打了3天， 引起急性腎小管壞死， 結果住院治療一個多月。 “這是體重60公斤成年人的用藥量， 再說感冒不需要這麼治”。
據浙江大學醫學院肖永紅等人調查， 我國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費量比一些發達國家高幾倍。
一個人把單位全年醫藥費花光
“病人檢查出腫瘤， 家屬一般會傾盡所有治療， 認為不治對不起病人。 一些醫生抓住這種心理， 拼命用藥、用最好的藥。 ”山東日照市一位基層醫院院長說， 一支化療藥動輒幾千元甚至幾萬元。 這種治療的結果往往是“人財兩空”。
重症監護也存在“過度治療”現象。 記者採訪發現， 一位元退休幹部因腦溢血成植物人， 在重症監護室躺了一年去世， 花了100多萬元， 一個人把單位全年醫藥費花光。
“進了ICU， 沒有幾十萬元出不來。 關上門都是給病人用最貴的藥和材料。 ”濟南某三甲醫院一位主任醫師說，
一些醫院的臨床病例顯示， 領導幹部、公費醫療及醫保病人， 更容易成為“過度治療”的受害者。
降了“用藥比重”“過度檢查”更重
為降低醫院對藥品收入的過度依賴， 各地衛生主管部門結合新醫改， 推出了一些控制性措施。
山東省衛生廳提出， 全省縣及縣以上醫療機構藥品收入占業務收入比重， 總體平均要控制在44.6％以下， 比以前下降2個百分點。
但記者採訪發現， 一些醫院搞“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授意醫生多開大型設備檢查， 如核磁共振、CT等等。
陳自平大夫說， “過度檢查”的一個原因是醫生經驗不豐富， 難以判斷病情，
醫院陷入“技術至上”的惡性競賽
“過度檢查”的最大推手仍是謀利。 近幾年， 不少醫院在發展大旗下， 爭相購買大型醫療設備， 陷入“技術至上”的惡性競賽。
山東一位主任醫師說， 一台雙源CT機1000多萬元， 一台PECT機2500多萬元， 一台手術用機器人2000多萬元……只要一家醫院買， 同類醫院就會跟風買。 “一些省級醫院大型醫療器械已超過房產， 占到總資產一半。 ”
最近由中國醫學裝備協會發佈的國內CT市場發展報告顯示， 2010年中國CT銷售增長率高達31.5％。
“現在國家規定基本藥物‘零差率’了， 從藥品上賺不來錢， 只能多上設備， 多開檢查。 ”山東日照一位鄉鎮衛生院院長坦言，
從“收入為本”到“病人為本”有多遠？
有關專家表示， 不實行醫藥分離， 不改變以藥養醫， “過度醫療”難題就不可能根治。
記者採訪發現， 多年來“自收自支、自負盈利”的管理體制， 鼓勵了公立醫院的創收衝動。 一個突出問題是：部分公立醫院實行以科室為單位的財務核算機制， 科室人員的獎金全部從科室收入帳上支出。 只有多創收， 才能多發錢。
山東一家省級醫院科室主任透露， 醫院對科室有一項考核指標， 即住院率。 如果住院率上不去， 科室就要被取消部分床位， 科室人員的獎金也會下調。 一旦科室住院率不到90％， 醫生就會被要求多開住院，
“在這種科室考核制度下， 醫療能不過度嗎？”這位主任醫師坦言， 治理“過度醫療”， 必須下體制改革的猛藥， 小打小鬧的管理創新沒用。
專家表示， 醫藥分離後， 各級政府應切實提高對公立醫院的補償水準， 並適當提高診療費用標準， 重點考核醫生醫德和診療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