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健康”與“過勞死”的關系
多數中年知識分子長期“五不一干”
不看病不檢查不休假不療養睡不足帶病干
蔣筑英， 一位出色的光學研究者。 1982年6月14日深夜， 他因腹痛難忍被送進醫院， 于次日下午去世， 終年43歲。 他的英年早逝引起社會和國家領導人對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重視， 從一定意義上講， 蔣筑英的去世成了中國知識分子待遇得到提高的一個起點。
時隔20多年， 青年科學家胡可心于2001年38歲時去世， 此時， 他已是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重大基礎研究項目首席科學家助理。
熟悉胡可心的人如此評價他平時的工作狀態：廢寢忘食，
他去世后， 媒體援引醫生的話說：由于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 最終沒能挽回他的生命。
是什么原因讓這些社會精英們遭遇如此悲劇呢？據醫學專家多年的研究成果證實， 英年早逝者91%是因為后天自身的原因。
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不能不說是犧牲在亞健康的沼澤里。 以新聞工作者為例， 在知識分子中， 他們是工作節奏快、壓力大、任務重、亞健康分布密集的人群。 近兩年新聞界噩耗不斷， 60歲的原新華社社長郭超人、50歲的《楚天都市報》總編輯楊衛平、51歲的《海南日報》總編輯鄒愛國等相繼去世。
今天的中年知識分子同時遭遇到兩個致命的轉型期：社會轉型和身體轉型。 社會轉型使他們焦慮， 身體轉型讓他們多病。 我國“英年早逝”悲劇大都發生在45～55歲年齡段的中年知識分子身上。 過勞死和亞健康已經成為他們這一代人的兩大共性問題。 可以說， 他們是累倒的一代。
知識分子的中國式早逝有如下特點：“過勞死”共同特點是工作時間過長， 勞動強度加重，
亞健康
亞健康是病前狀態、臨床前期、疾病先兆。 出現亞健康就是給健康亮了黃燈， 只要注意還是可以恢復的。 但可悲的是， 許多知識分子卻在亞健康的沼澤里越陷越深， 最后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 不久前， 北京1866名知識分子接受了體檢， 結果顯示， 患有高脂血癥、脂肪肝、高膽固醇血癥、肥胖癥、白內障、高血壓病、癌癥等疾病者的比率竟高達84.6%， 尤其是40～59歲組的患病率高達90.4%。
帶病干
專家認為， 如果知識分子不注意調整亞健康狀態， 不久的將來， 這些人中的2/3將死于心腦血管疾病， 1/10將死于腫瘤， 1/5將死于因吸煙引起的肺部疾病和糖尿病等代謝障礙性疾病以及過勞和意外，
職業病
在國際醫學界， 許多發達國家已把其列為職業病。 例如亞健康的一種表現， 由于坐姿工作時間過長， 造成肌肉勞損， 又稱“頸、肩、腕綜合征”， 在許多發達國家都列為職業病， 并且高居職業病發病率的榜首。 由于亞健康過度疲勞造成的猝死被俗稱為“過勞死”， 在日本屬于職業病的范圍。 日本之所以把“過勞死”定為職業病， 是因為他們分析了100名“過勞死”者的情況， 其中90%是長期每天工作14小時以上。
不休假
以上海新聞工作者調查結果為例， 國家早有明文規定的公休假制度只有6.9%的人全部享用， 還有21.2%的人部分享用， 而高達64%的人沒享用公休假。 究其原因， 在市場經濟中， 每個人面臨的殘酷競爭壓力是一個重要原因，
不鍛煉
許多調查結果表明， 近一半的知識分子生病照常堅持上班；近八成的人很少參加體育鍛煉， 近半數人睡眠質量和睡眠時間無法保證， 許多人缺乏自我保健意識。
相關調查報告
調查一：據中國國際亞健康學術成果研討會公布的數據， 目前， 中國人70%屬于亞健康人群， 而其中的70%左右都是知識分子。
調查二：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識分子健康調查”顯示， 在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北京， 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從10年前的58-59歲降到調查時期的53-54歲， 比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1964年)時北京人平均壽命75.85歲低了20歲。
調查三：新華社一項研究表明，
知識分子七成多亞健康
早逝科技人員：集中于35-55歲
死亡新聞工作人員：平均年齡45.7歲
公務員、新聞從業人員、教師、科技人員， 這些行業， 中年知識分子的健康問題到了令人十分擔憂的地步:科技人員在35歲-55歲就英年早逝的比例偏高；在死亡的新聞工作人員中， 死亡年齡段高度集中在中年人群， 40歲-60歲這個年齡段占79%， 平均死亡年齡為45.7歲。 而在職人員健康者僅為18%， 患病者為9%， 其余不同程度處于亞健康狀態。
亞健康的表現大致有身體乏力、睡眠不穩、記憶衰退等。 頸椎、腰椎長期積勞成疾也是這一人群的主要健康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