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死”逼近中國職場

上海最新一項調查顯示：42%的勞動者處於超時工作狀態。 “拼命加班”成職場“潛規則”。

職場彌漫“朝九晚‘無’”

“朝九晚五， 成了朝九晚‘無’。 華燈初上， 別人下班了， 我們的工作日卻才過去了一半！”在上海浦東一家外資企業上班的黃某近日向媒體投訴說。

在上海一家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小伍對記者說：“我們除了要加班， 還要頻繁出差。 ‘忙季’， 成天飛來飛去， 到一個地方熬上幾夜， 又馬不停蹄趕去另一個地方。 ”

“白領入門的第一課， 就是學加班。 ”去年10月進入上海一家外資公關公司實習的小舒說， 她在最近的8個月裡，

有近五分之四的工作日在加班， 平均每天工作約12個小時。 “剛出差回來， 一下火車就得趕回公司加班。 連熬幾個通宵是平常事。 ”

加班不是“新人的專利”。 做了8年廣告策劃的林小姐說：“我們早把加班當成家常便飯了。 叫苦也是徒勞， 就算跳槽， 有哪個公司是不需要加班的呢？借用一句廣告語， 如今的加班， 還需要理由嗎？”

最近， 國內一家門戶網站就“胡新宇之殤”進行了調查。 對於“你經常加班嗎？”這個問題， 近7000名被調查者中， 64%“經常加班”， 27%“偶爾加班”。 從每次加班時間來看， 2小時以上的多達78%， 而超時加班能獲得補貼的員工只占17%。

在上海職場， 一組資料探照出一顆讓人憂心的“地雷”。 翰德人力資源公司最新調查顯示， 儘管勞動法明確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

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 但上海目前有42%的員工每週工作時間超過50小時。 無獨有偶， 上海社會科學院在同一天公佈的“上海市員工工作倦怠現狀”調查顯示， 40%的員工對工作表示倦怠。

調查還表明， 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上班族出現焦慮、失眠、記憶力衰退等症狀。 他們雖然拿著較為豐厚的報酬， 但是卻因“加班”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身體健康被嚴重透支。

“自願”著， 無奈著

智聯招聘網近日在全國範圍開展調查， 結果顯示：六成上班族由於頻繁加班而身體每況愈下， 但面對企業的晉升和淘汰機制， 他們常常“自願加班”。

調查發現， 六成員工之所以“自願加班”， 主要是出於“三怕”：

一是怕丟了來之不易的飯碗。

即將投身某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小欣說：“如今的就業形勢很不樂觀， 找到這份讓許多人豔羨的工作， 我已經拼掉了半條命， 工作後如果連加班都不樂意， 萬一被開除怎麼辦？”張某是一家房地產代理公司的置業顧問， 公司實施末位淘汰制， 為了不被淘汰， 他已經很久沒過雙休日了。

二是怕在與同事的競爭中處於下風。 智聯招聘網調查表明， 在“自願加班”的員工中， 有近半數是出於競爭而被迫“加班”， 或是想通過加班博得老闆的賞識。 在一家貿易公司上班的劉小姐說， 自己下班後經常得陪客戶參觀工廠， 否則到手的業務就可能被別人搶走。 在長樂路某知名諮詢公司上班的施先生說：“其實同事誰也不想主動加班，

但在老闆面前表現一下， 也許能得到更多機會。 ”

三是怕影響自己的事業發展。 一家跨國公司的銷售經理毛先生說， 他所在的公司， 個個都是“人中之精”， 一個比一個優秀， 要想不落後， 必須把加班當作工作的一部分， “習慣了就好”。 在上海恒隆廣場上班的秦小姐對此完全認同， “想要升遷， 怎麼能不加班呢？”

前不久， 上海浦東新區總工會針對陸家嘴、張江、外高橋區域“白領”群體的調查結果顯示， “白領”階層儘管具有較高的職業聲望， 卻也有著難以排遣的職業壓力和生活壓力：一方面， 多數企業為了爭市場， 把業務指標擺在重要地位， “指標”成為很多員工心頭的大石；另一方面， 包括住房、撫養子女在內的生活成本過高，

使得他們不願放棄一切可以增收、晉升的機會， 於是， 一頭紮進了加班的“泥潭”， 不斷挑戰生理和心理極限。

“拼命加班”為何成常態？

“拼命加班”為何見怪不怪？有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 上有“嚴苛”的企業制度高懸， 身邊有“先進”的工作榜樣， 大家為了保住難得的職位， 不得不忍耐超時加班之苦， 加之來自家庭、社會輿論的對於過度工作的褒揚， 共同作用之下， 促成了難以逆轉的“加班潛規則”。 這個“潛規則”帶來的結果是， 過度加班的氛圍在社會漸漸彌漫， 演變成一種共通的“加班文化”。

探究“加班文化”， 發現， 其根源在於兩方面的缺失：

一是觀念方面的缺失。 著名社會學家鄧偉志對記者說， 員工逃避一切加班、忽視必要的工作職責固然是錯誤的，

但變成“上班拼命， 下班睡覺”的工作機器， 更會與豐富、有益的社會生活隔絕。 常識表明， 休息是不可或缺的， 連續加班會影響生產效率， 不僅消磨身體， 還會導致員工步入思維和文化的真空。

“問題在於， 一方面是西方人對休息權很看重， 另一方面， 他們中一些人進入中國後， 為榨盡剩餘價值， 大力推行‘加班文化’。 這在一些外資企業、跨國公司， 表現得尤為突出。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說， 這些企業的工作模式， 是“將生命作為可犧牲成本”， 有意識地提高淘汰率， 靠高頻的新血液維持高增長， 不顧惜員工的生命價值。 一位IT人士說， 國內IT行業被列為“過勞死”的高發區， 員工加班已成常態；在歐美IT企業工作的朋友， 卻常常接到休假通知甚至被強制休假。

二是制度保障的缺失。目前，在我國的勞動保障範疇內，尚不存在“過勞死”的概念，“過勞死”無法獲得相應的賠償。而對於更多的“過勞而不死”的加班一族來說，目前的法律更是“愛莫能助”。勞動法雖然規定了每週五天和每天8小時工作制，但對於限制超時加班問題，缺乏可操作性的具體條文。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峻認為，目前我國在超時加班問題上缺乏制衡機制，員工既缺乏必要的法律武器，也缺乏有效的維權機構。要破一破當今社會“加班文化”，首先要從完善制度入手，在法律上對加班行為予以細緻的規範，同時，對用人單位以種種方法強迫員工加班的行為，勞動監察部門應探索從“有舉報再介入”轉變為主動介入，以切實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

二是制度保障的缺失。目前，在我國的勞動保障範疇內，尚不存在“過勞死”的概念，“過勞死”無法獲得相應的賠償。而對於更多的“過勞而不死”的加班一族來說，目前的法律更是“愛莫能助”。勞動法雖然規定了每週五天和每天8小時工作制，但對於限制超時加班問題，缺乏可操作性的具體條文。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峻認為，目前我國在超時加班問題上缺乏制衡機制，員工既缺乏必要的法律武器，也缺乏有效的維權機構。要破一破當今社會“加班文化”，首先要從完善制度入手，在法律上對加班行為予以細緻的規範，同時，對用人單位以種種方法強迫員工加班的行為，勞動監察部門應探索從“有舉報再介入”轉變為主動介入，以切實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