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暴發 “宜居”情何以堪
社科院報告稱我國城市病可能集中暴發
中國已成為“城市化”國家， 預計到2020年， 中國城市化率將達55%。 中國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暴發期。
今天上午， 中國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和上海社科院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發佈首部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2》。
藍皮書指出， 我國雖然一直以來是農業大國， 但是近年來快速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結構發生了里程碑式的變化。 2011年末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50%， 在統計學意義上， 中國已成為“城市化”國家。
雖然這是按常住人口來計算和統計的，
預計到2020年， 中國城市化率將達55%， 其間1.5億中國人將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空間、身份轉換。
不過藍皮書指出， 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 加速了大型城市的資源壓力。
從地方發展情況看， 各大城市發展階段參差不齊， 但是都在步入郊區化、大都市化的關鍵階段。
在此階段， 城市人口快速膨脹， 由於人口及城市佈局缺乏預見性規劃， 城市基礎設施承載力嚴重不足， 帶來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秩序紊亂、運營低效、行政區劃分割等一系列問題， 制約著城市的持續發展。
未來一段時期， 將是城市病的集中暴發期， 城市病將成為影響城市和諧穩定的關鍵隱患， 加強城市治理刻不容緩。
藍皮書還指出， 中國城市化除了要考慮人口、空間涵義之外， 還應考慮經濟、社會和文化涵義。 城市化區域的農民上樓， 並不代表著轉身便成為市民。
京滬等地“城市病”集中暴發， 離“宜居”越來越遠
為了避開早高峰， 家住北京市大興區的劉文波每天6點就要出門， 趕往位於東三環的公司上班。 “其實公司正常上班時間是9點， 但如果7點開車出門， 正好趕上早高峰， 肯定會遲到。 ”劉文波告訴記者。 除了要早出門外， 為了避開晚高峰， 劉文波幾乎每天都“主動”加班， 20點才下班回家。 “實在不想把時間都‘堵’在路上。 ”他說。 據瞭解，
劉文波老家在河南， 大學畢業後來京工作， 2008年10月在北京結婚。 “由於準備馬上要小孩， 就想起碼也要買個兩居。 雖然當時北京房價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有所下降， 但四環以內的房價我還是承受不了。 想來想去， 也只能在大興這樣的地方買房了。 ”
令劉文波發愁的， 遠不止每天要“早出晚歸”。 “好的商場、醫院、娛樂休閒設施都集中在市中心， 平時動不動就要往城裡跑。 ”現在他正為兒子上幼稚園發愁， 京城“入園難”已不是什麼新鮮事。
其實， 除了房價高、交通擁堵、街區發展失衡這些市民們日常就能深切體會的“城市病”外， 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還面臨著不同程度的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城市病”。
在北京， “十一五”規劃確定2008年常住人口總量要控制在1625萬人， 但截至2009年底， 實際常住人口總數就已達到1972萬人。 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達1921.32萬人， 廣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經超過1400萬， 估計用不了多久中國就會湧現數個20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環境污染也讓人頭疼。 在深圳， 多條河流已經被嚴重污染， 即便地處珠江三角洲， 該城市仍是我國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城市之一， 2009年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已經下降到20年前的1/18。 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約10%的速度增長， 但大多數垃圾只能簡易填埋， 北京、廣州等地一度出現“垃圾圍城”現象。
城市的好處毋庸置疑。 一方面，
中國城市管理協會會長羅亞蒙認為， 城市是一個開放的、複雜的巨系統， 是一個運動的矛盾統一綜合體， 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城市有點“病”是正常的， 只要不“病入膏肓”導致城市“偏癱”就可以治理。 只是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更嚴重一些， 治理的需求更迫切一些。
“‘城市病’是城市化的產物。 特大城市功能高度集中， 而周邊中小城鎮功能很不健全，
“城市病”的對立面是城市的宜居性。 每個人都希望， 城市既是繁華現代的又是宜居舒適的。
羅亞蒙介紹說， 宜居的標準有很多， 但根據學術界普遍的觀點， 城市是否宜居， 有一條“紅線”：環境承載力。 “在人類活動強度超出城市環境承載能力之前， 人類活動強度越大， 城市宜居性越高；但在人類活動強度超過城市的環境承載能力之後， 人類活動強度越大， 城市的宜居性越低。 ”羅亞蒙說。 他認為， 當前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型城市人口過度聚集， 人類活動強度均超過了環境承載能力，從而導致資源短缺、生態惡化等諸多“城市病”，離“宜居”越來越遠。
人類活動強度均超過了環境承載能力，從而導致資源短缺、生態惡化等諸多“城市病”，離“宜居”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