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午睡”能否趕走疲憊
“我人生中犯過的所有錯誤， 都可以追溯到身體的疲憊”
“幾年前， 當我生完第一個小孩重新開始上班時， 每天總要偷偷摸摸地去好幾次洗手間。 ”專欄作家吉蓮·邰蒂在英國《金融時報》上寫道。 她的孩子那時正在蹣跚學步， 因此她經常嚴重睡眠不足。 為了保持頭腦清醒， 邰蒂在萬般無奈下出此下策：每天抽空溜進洗手間的隔間， 坐在冰涼的油布地板上小睡幾分鐘， 再返回工位。
洗手間并不是舒適或高雅的休息場所， 但邰蒂不愿把自己睡眠不足的問題公之于眾， 而且辦公室也找不到比廁所更隱蔽的地方可以休息。
“人們是否都應該反思一下對休息的成見， 無論是在辦公室還是其他場合？”這段經歷讓邰蒂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美國《赫芬頓郵報》的創立者阿里安娜·赫芬頓的故事似乎給了她答案。 2016年， 這位媒體界女強人宣布辭去她一手創建的這家政治新聞網站的總編輯職位， 轉而創立ThriveGlobal公司， 并表示新公司的宗旨是“銷售睡眠”， 即幫助人們科學地減輕壓力， 提升生活質量。
“我人生中犯過的所有錯誤， 都可以追溯到身體的疲憊。 ”在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 阿里安娜·赫芬頓說。 她曾多次講述自己人生的“頓悟時刻”——一次在辦公室累暈的經歷。
從那以后， 赫芬頓開始關注睡眠、休息和生活質量。 她認為， 人們只有首先意識到良好睡眠和休息的重要性， 才可能確保成功。 “她在ThriveGlobal推行的一條政策幾乎可以用‘福音’來形容——允許員工在辦公室小憩。 ”邰蒂寫道。 在赫芬頓看來， 睡眠已經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女性問題”， 許多女性由于過于疲勞， 已經無法正常工作。
睡眠不足易猝死
睡眠不足不是女性特有的問題。 在充滿壓力的現代社會， 大多男性也實現不了7.5小時睡眠，
“現代社會越來越無力保證我們的大腦進行‘清理工作’必需的時間”， 美國《紐約時報》寫道， 約80%成年職業勞動者的睡眠受到一定程度的剝奪。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神經科學教授馬修·沃克在《我們為什么睡覺》一書中寫道， (因工作、通勤和移動設備而起的)疲勞正在“對我們的健康、壽命、安全、工作效率和子女教育產生災難性的影響”。
全世界媒體都喜歡分享那些商業巨子“喜歡早起”的故事， “比你優秀的人還比你勤奮”是風靡各地的“雞湯”。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 一種“相反的睡眠運動”正在興起。 “要履行我目前的工作職責， 我必須每晚睡夠7個小時。 ”嘉士伯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郝瀚思在接受美國《哈佛商業評論》采訪時表示。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及睡眠研究員大衛·丁格斯告訴BBC， 世界上只有不到5%的人是天生的短睡者(每天睡4到5小時即可)， 大多數人還是需要8小時左右的睡眠才能保證最大程度地發揮自己的能力。
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趙小姐就屬于大多數人中的一員。 她對《青年參考》表示， 她在寫博士論文， 任務繁重， 但她每天必須睡夠8個小時， 有時還需要睡午覺。 “我本來就是‘特困生’， 28歲之后， 感覺身體機能嚴重下降， 更熬不了夜了。 ”她笑言。 雖然每晚11點左右睡覺讓她在“夜貓子”居多的博士同學中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但趙小姐的學術水平并不差， 她只是天生能睡。
蘭德公司的研究還發現， 每天睡眠不足6小時的人面臨的死亡風險比睡眠7小時以上的人高出13%。
“別硬撐， 醒過來就好了”
赫芬頓“允許小憩”的政策并不是說說而已。 《金融時報》報道稱， 她在新公司辦公室里布置了幾個帶有床鋪的特殊房間，
如此人性化的公司并非只有ThriveGlobal一家。 一家失眠診療機構的臨床主任蓋伊·梅多斯發現， 目前， 企業在工作場所設置睡眠設施的意愿“急劇上升”， 已經超過了“失眠問診業務”。 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了疲勞對員工的影響。 麥肯錫2017年的一項調查發現， 70%的受訪領導者認為， 除了向員工開展時間管理和溝通技巧培訓外， 企業還應該開展“睡眠管理”培訓。 在日本， 有一家公司開始向員工提供“睡眠獎金”。
在北京一所高校做行政工作的侯老師對《青年參考》表示， 他的學校在這方面非常寬容。每間辦公室里都有幾張長沙發，而且是根據人數購置的，確保屋里每人都有一張，用處不言自明。學校還有一項不成文的規矩：每天午休時間(11點半至下午2點)不談業務、不發出噪音、不走動、不敲門。
在北京一家國有銀行工作的李小姐表示，她們單位的情況與學校大同小異。“每個人的工位下都有一張折疊床，一到午休就拉出來。”她對《青年參考》說。但銀行的工作比學校忙碌得多，午休時間也短得多(12點至1點半)，吃完午飯往往只能睡40分鐘。所有人都非常珍惜這段時間，因為“不睡真熬不住”。不過，李小姐經常忙得飯都沒時間吃，更不用說睡午覺了。
趙小姐說，有時雖然睡足了8小時，甚至睡了午覺，但還是會犯困，而且是在晚上6點或者9點這些“奇怪”的時間段犯困。一開始，她懷疑是不是自己的生物鐘太紊亂，或者是缺乏鍛煉或營養，所以會用灌咖啡、冷水洗臉或出去散步等方式試圖讓自己清醒過來，但效果都不太好。“看材料時，腦子都是木的，一個字也看不懂。”如今，她已經“放棄治療”，一困就干脆趴下。
“我的高中英語老師跟我們說，如果你在考場上犯困了，就直接睡吧，因為你不會睡很久的。別硬撐，醒過來感覺就好了。”趙小姐說，她一直把這句話奉為至理名言。
工作時間打盹兒在一些國家已發展成價值不菲的產業，并有了專屬名詞——“疲勞經濟”。麥肯錫在報告中指出，美國睡眠行業“2017年估值為300億至400億美元，并且持續增長，幾乎沒有任何放緩的跡象”。一些公司為疲憊的員工提供午休枕、白噪音App和耳機、鎮靜噴霧、睡眠輔導和處方藥，睡眠艙也應運而生。據《金融時報》報道，倫敦金融城的一個睡眠艙每半小時收費8英鎊，頗受歡迎。包括谷歌在內的企業非常喜歡購買這些睡眠艙，以此吸引人才。
午睡不是萬能藥
也有些員工對赫芬頓的“人性化”并不領情。邰蒂寫道，一些ThriveGlobal的員工私下抱怨稱，這些休息室的存在不過是為了鼓勵員工在辦公室工作更長時間。
一些人覺得，這種零敲碎打的“小憩”意義不大，可能你好不容易放松精神，剛剛進入半睡半醒狀態，午休時間就結束了。這種睡眠被稱為“西班牙式午休”或“達芬奇式睡眠法”——不是夜里躺在床上連續睡7到8個小時，而是每隔4個小時睡15分鐘。
美國“職業精神”就業信息網站指出，一些親身體驗“達芬奇式睡眠”的人表示，這種方式僅僅在急迫的前提下有效，使人通過短睡來延續最基本的身體機能，很快又會再度疲勞，精神不濟，造成頻繁打瞌睡或睡過頭等，無法長期保持最佳狀態。趙小姐也表示，她以前小睡時會設個鬧鐘，但發現得不償失，于是只要時間允許，她一律讓自己睡到自然醒。當然，因為“心里有事”，她最多也就能睡40分鐘。
更多的聲音認為，在工作場合睡覺總會感覺有點別扭，不僅旁觀者印象不好，自己也很難安心入睡。《金融時報》稱，這種情況在日本和美國等“工作至上”的國家尤其普遍。對絕大多數美國員工來說，在工作時間睡覺有一種恥辱感。
李小姐對《青年參考》表示，能否午睡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單位的氛圍。她以前在一家股份制銀行工作，兩家單位的工作風格截然不同。“要是以前，別說(中午)睡覺了，水都沒工夫喝。”李小姐很慶幸自己是“由儉入奢”，如果是反過來，她很擔心自己能否適應。
國內如此，國外亦然。美國睡眠艙生產商克里斯托弗·林德霍爾斯特對《金融時報》表示，很難在金融和法律等行業打開局面，即使有銀行或律師事務所買了睡眠艙，也不一定會有人使用。比如，英國某公司人力資源主管承認，雖然公司買了幾個睡眠艙，但這些睡眠艙從未被充分利用，因為“感覺有些不成樣子，人們不愿從工作崗位走開”。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見習記者袁野來源：中國青年報 他的學校在這方面非常寬容。每間辦公室里都有幾張長沙發，而且是根據人數購置的，確保屋里每人都有一張，用處不言自明。學校還有一項不成文的規矩：每天午休時間(11點半至下午2點)不談業務、不發出噪音、不走動、不敲門。
在北京一家國有銀行工作的李小姐表示，她們單位的情況與學校大同小異。“每個人的工位下都有一張折疊床，一到午休就拉出來。”她對《青年參考》說。但銀行的工作比學校忙碌得多，午休時間也短得多(12點至1點半)，吃完午飯往往只能睡40分鐘。所有人都非常珍惜這段時間，因為“不睡真熬不住”。不過，李小姐經常忙得飯都沒時間吃，更不用說睡午覺了。
趙小姐說，有時雖然睡足了8小時，甚至睡了午覺，但還是會犯困，而且是在晚上6點或者9點這些“奇怪”的時間段犯困。一開始，她懷疑是不是自己的生物鐘太紊亂，或者是缺乏鍛煉或營養，所以會用灌咖啡、冷水洗臉或出去散步等方式試圖讓自己清醒過來，但效果都不太好。“看材料時，腦子都是木的，一個字也看不懂。”如今，她已經“放棄治療”，一困就干脆趴下。
“我的高中英語老師跟我們說，如果你在考場上犯困了，就直接睡吧，因為你不會睡很久的。別硬撐，醒過來感覺就好了。”趙小姐說，她一直把這句話奉為至理名言。
工作時間打盹兒在一些國家已發展成價值不菲的產業，并有了專屬名詞——“疲勞經濟”。麥肯錫在報告中指出，美國睡眠行業“2017年估值為300億至400億美元，并且持續增長，幾乎沒有任何放緩的跡象”。一些公司為疲憊的員工提供午休枕、白噪音App和耳機、鎮靜噴霧、睡眠輔導和處方藥，睡眠艙也應運而生。據《金融時報》報道，倫敦金融城的一個睡眠艙每半小時收費8英鎊，頗受歡迎。包括谷歌在內的企業非常喜歡購買這些睡眠艙，以此吸引人才。
午睡不是萬能藥
也有些員工對赫芬頓的“人性化”并不領情。邰蒂寫道，一些ThriveGlobal的員工私下抱怨稱，這些休息室的存在不過是為了鼓勵員工在辦公室工作更長時間。
一些人覺得，這種零敲碎打的“小憩”意義不大，可能你好不容易放松精神，剛剛進入半睡半醒狀態，午休時間就結束了。這種睡眠被稱為“西班牙式午休”或“達芬奇式睡眠法”——不是夜里躺在床上連續睡7到8個小時，而是每隔4個小時睡15分鐘。
美國“職業精神”就業信息網站指出，一些親身體驗“達芬奇式睡眠”的人表示，這種方式僅僅在急迫的前提下有效，使人通過短睡來延續最基本的身體機能，很快又會再度疲勞，精神不濟，造成頻繁打瞌睡或睡過頭等，無法長期保持最佳狀態。趙小姐也表示，她以前小睡時會設個鬧鐘，但發現得不償失，于是只要時間允許，她一律讓自己睡到自然醒。當然，因為“心里有事”，她最多也就能睡40分鐘。
更多的聲音認為，在工作場合睡覺總會感覺有點別扭，不僅旁觀者印象不好，自己也很難安心入睡。《金融時報》稱，這種情況在日本和美國等“工作至上”的國家尤其普遍。對絕大多數美國員工來說，在工作時間睡覺有一種恥辱感。
李小姐對《青年參考》表示，能否午睡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單位的氛圍。她以前在一家股份制銀行工作，兩家單位的工作風格截然不同。“要是以前，別說(中午)睡覺了，水都沒工夫喝。”李小姐很慶幸自己是“由儉入奢”，如果是反過來，她很擔心自己能否適應。
國內如此，國外亦然。美國睡眠艙生產商克里斯托弗·林德霍爾斯特對《金融時報》表示，很難在金融和法律等行業打開局面，即使有銀行或律師事務所買了睡眠艙，也不一定會有人使用。比如，英國某公司人力資源主管承認，雖然公司買了幾個睡眠艙，但這些睡眠艙從未被充分利用，因為“感覺有些不成樣子，人們不愿從工作崗位走開”。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見習記者袁野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