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癥患者海外就醫：看上去很美
當丈夫被診斷為脊椎腫瘤時， 杭州網友“傾心2007”和大多數人一樣驚慌失措。 一位國內權威專家告訴她， 丈夫必須做手術， 否則將癱瘓。
在輾轉了杭州和上海幾家醫院后， 選擇到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院醫學中心就診。 出乎意料， 這里的醫生診斷結果是， 她的丈夫無需手術， 所患的腫瘤通過放療便可治愈。
最近， 這段兩年前的往事被“傾心2007”發表在網絡論壇上。 僅僅一個月的時間， 一萬多字的帖文就獲得了高達幾百萬的點擊量， 和無數人微博或朋友圈的分享。
在這篇題為《一個硬幣的另一面——美國看病記》的網帖中，
“我們提起汽車， 會想到買德國、日本車；提起手表， 會想到買瑞士表， 那么得了病， 為什么不能選擇到海外醫治呢？”蔡強告訴中國青年報社。 他是一家為海外就醫患者提供服務的中介機構的總經理。 近年來， 這樣的機構越來越多。
不過， 不少腫瘤醫生認為， 海外就醫的選擇十分盲目。 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腫瘤專科醫生潘戰和認為， 癌癥是一種慢性病， 需要長期的治療過程， 這期間除了治病以外還要考慮親友的陪伴、支持， 生活習慣等。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消化內科的主任醫師張曉東也提出質疑。
中美之間醫療技術的差距， 并沒有人們想象中那么大
當決定出國看病時， “傾心2007”沒有去過美國， 也沒有朋友是美國醫生。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 她說這個決定“是人生絕望中孤注一擲的選擇”。
“既然手術方法是美國人發明的， 手術材料是美國人制造的， 那我們就去美國動這個手術吧， ”在那篇廣泛傳播的網貼中， “傾心2007”寫道。
一些被廣泛引用的數字印證了她的想法。 根據美國腫瘤學會的最新統計， 美國癌癥病人在2003年-2009年的五年生存率——一個用來統計癌癥患者存活率的重要指標，
“在美國排名前五的醫院， 有全世界最好的設備和最新的藥物。 ”蔡強介紹。 他每隔幾天都會收到一份歐美國家新上市的藥物表。 最近， 一種治療晚期黑色素瘤的藥物已經通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加速審批并上市。
在這幅海外就醫的美好圖景中， 先進的設備和藥物只是一部分。 “就像一臺電視機壞了， 你可以找維修部的人來修， 也可以找設計電視機的人來修。 ”蔡強說， “你在美國約到的醫生很可能是某個癌癥基因的發現者或者某種藥物的發明者。 ”
但中美之間醫療技術的差距，
“就消化道癌來說國內外差別并不是很大。 比如結直腸癌， 在各個分期上， 北上廣的幾個大型腫瘤醫院五年生存率和歐美并沒有太大差異。 ”來自北大腫瘤醫院的張曉東說。
對于一些癌癥晚期患者， 昂貴的海外就醫費用并不一定能換來更好的效果。 張曉東還記得， 她有個患了癌癥的朋友， 聽說德國有一種“特別高級的儀器”可以使用， 便通過中介到了德國。 最終， 在花了十萬元的中介費和數目可觀的治療費用后， “得到的治療意見和國內完全一樣”。
“在我們國家， 有些時候對于癌癥晚期的治療本來就屬于過度醫療。 ”張曉東解釋， “而在國外按照診療規范， 對于晚期病人， 醫生可能更早地宣布放棄。 ”
還有些癌癥， 在中國可能享受比歐美更為先進的治療技術。 “比如淋巴癌、鼻咽癌， 在我國發病比較多， 在歐美發病很少， 臨床的數據就很少， 很難對新的治療手段開展實驗。 ”潘戰和說。
人們越往大城市跑， 基層大夫接觸的病例越少， 水平越難以提高
起初， 聽到骨巨細胞瘤的診斷后， “傾心2007”第一選擇是找到“國內做脊椎置換手術最好的”醫院和醫生。
在上海的一家三甲醫院， 他們掛到了一位知名專家的“下午63號”。 即使從下午1點30分開始， 一直工作到晚上7點， 醫生給每位病人分配的時間也不過5分鐘。
“脊椎腫瘤， 準備住院手術吧！”當助手把片子掛好， 對方掃了兩眼說。
當被問及更多的問題時， 那位大夫不耐煩地回答說：“不做手術， 你可能短時間就癱瘓喪命， 你還能管手術后的感受？”
在診室外， “傾心2007”看到的是雨天里護工推著病床在院子里跑， 躺在上面的病人還掛著鹽水， 帶著氧氣包， 家屬撐著傘努力遮住病人的頭。
她“突然就崩潰了”， 不能想象把丈夫這樣放在病床上：“我可以接受手術的風險， 但決不接受疏忽或者輕慢帶來的損失。 ”
對于熟悉中國醫院的人來說， 這樣的場面其實并不陌生。 作為北大腫瘤醫院的知名專家， 張曉東每天上午要面對至少40位病人。
為了減少專家的工作量， 醫院為她配備了專門填寫病歷的助手。 在門診時間，張曉東只穿梭于兩位助手之間，拿起病例材料為病人講解病情及治療方案。
但即使如此，她也覺得時間緊迫：“數位患者及家屬圍著我，講得我吐沫星子直飛，嗓音高八度，著實像菜市場買菜的大姐。”
在協和醫院的外科診區，骨科大夫余可誼雖然有意控制了數量，半天只接診15個病人，但是這位熱衷于通過互聯網做醫學科普的大夫，依然沒有足夠的時間向患者詳細講解病情。
當“傾心2007”來到美國，首先讓她驚訝的是這里的就醫環境。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院，接診的醫生給了他們一個小時的初診時間。詢問了發病經過、身體各項反應后，醫生分別講解了頸椎部位腫瘤的6種可能性，還對比著一個頸椎模型，詳細地介紹每一種腫瘤、治療方法、后續的防范和復發情況。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發現丈夫患上的可能不是骨巨細胞瘤，而是另一種骨髓瘤。如果是這樣，就無需手術，“在光照下，腫瘤會像奶油般溶化”。
與國內醫療體系不同，美國實行嚴格的預約轉診制度，尋常的呼吸道和慢性疾病可以在社區醫院解決，只有疑難雜癥才會被轉到專科醫院或綜合醫院里。這不僅避免了醫院的擁擠，也讓醫生有了更充分的問診時間。
“如果論就醫感受，國內完敗！”張曉東坦言。她曾到美國賓大醫院的血液與腫瘤中心交流，發現那里有舒適的診室和充足的交流時間。
“可是如果把我們醫院也設置成國外那樣，有安靜的候診區，每個病人都有護士陪同候診，一天頂多接待200個病人，你覺得現實么？”張曉東反問。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的官方網站數據顯示，2013年醫院的住院人數4萬余人次，年門診量45萬余人次。患者來自全國各地、港澳臺及海外。
“在中國，各個地區的醫院、醫生水平參差不齊，甚至差距很大，這就必然造成越來越多的病人涌入北上廣。”張曉東說。不久前，她到煙臺一個由私人投資的二級醫院，發現醫院的硬件設施“比北大腫瘤醫院好多少倍”，卻很少有病人入住。
“現在老百姓不相信基層的大夫，這其實怨不得病人，很多基層大夫確實水平不行，又不重視學習新技術。”張曉東說，“可是人們越往大城市跑，基層大夫接觸的病例越少，水平越難以提高。這才是國內的腫瘤患者看病難，難得到規范治療的原因所在。”
美國沒有靈丹妙藥，不可能你一下飛機吃了就能好
即使踏上國外就醫的征途，也并不是每個人都像“傾心2007”一樣獲得圓滿的結局。
“在我們接手的病歷里，有的患者在美國病情惡化，甚至有的在美國去世。”蔡強說，“美國沒有靈丹妙藥，不可能你一下飛機吃了就能好。”
他接觸過一對夫婦，妻子患了婦科腫瘤，丈夫準備變賣家里唯一的房子，送妻子到美國就醫。但是看了病歷以后蔡強發現，患病的妻子已經到了晚期，全身多處轉移。他只好勸告那位丈夫，“告訴她病情，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通過美國大夫的治療，“傾心2007”丈夫病情得到控制。治療結束后，美國的醫生不僅給中國醫生寫了一封詳細介紹病癥和治療情況的信，還列了一張表，通知他們每3個月、每半年、每兩年、每5年要做的各項檢查。醫生還留了郵箱和電話：“任何問題，隨時可以找我。我也會繼續跟蹤病人的情況進展。”
也有醫生指出，如果在國內，“傾心2007”的丈夫最終也未必會經歷手術。因為手術前的一系列檢查也會顯示，他所患的腫瘤只需放療。
如今，不少中國大夫也在進行努力改變現狀的嘗試。在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潘戰和會在上午的查房工作結束后，找來病人家屬溝通病情。
當病人不理解為什么癌癥在接受手術以后還需要放化療的時候，這位醫生會把癌細胞比喻成桌面上的灰塵，而把手術比做一塊擦掉灰塵的抹布。“抹布一擦，灰塵表面上看就沒有了，但實際上我們看不見的細菌還存在在桌面上，這時候就需要繼續消毒”。
“一些知識比較缺乏的患者，表面上看起來醫生說什么他們都點頭，但實際上都沒有聽懂，只有給他們解釋明白了，患者依從性才會更好。”潘戰和說。
余可誼也記得，在協和醫院消化內科，一位老專家會對每一位進入診室的患者說“您好，請坐”，甚至會親自起身拉開凳子。他自己也會為每位就診的患者留下名片，上面不僅有他的微博、微信賬號，還有一個手機號碼，患者幾乎可以隨時與他溝通。
“我希望了解我的患者治療以后的狀況，而不是在他們有疑問時沒有辦法及時溝通，但這就要占用我私人的時間。”余可誼話音剛落，就不得不接起手邊一直在響的電話，一位辦理住院遇到困難的患者向他求助。
“但如果在國外，有些工作應該由醫生的助手完成。好的醫療服務必須要加大人力投入。”接完電話，余可誼說。 在門診時間，張曉東只穿梭于兩位助手之間，拿起病例材料為病人講解病情及治療方案。
但即使如此，她也覺得時間緊迫：“數位患者及家屬圍著我，講得我吐沫星子直飛，嗓音高八度，著實像菜市場買菜的大姐。”
在協和醫院的外科診區，骨科大夫余可誼雖然有意控制了數量，半天只接診15個病人，但是這位熱衷于通過互聯網做醫學科普的大夫，依然沒有足夠的時間向患者詳細講解病情。
當“傾心2007”來到美國，首先讓她驚訝的是這里的就醫環境。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院，接診的醫生給了他們一個小時的初診時間。詢問了發病經過、身體各項反應后，醫生分別講解了頸椎部位腫瘤的6種可能性，還對比著一個頸椎模型，詳細地介紹每一種腫瘤、治療方法、后續的防范和復發情況。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發現丈夫患上的可能不是骨巨細胞瘤，而是另一種骨髓瘤。如果是這樣，就無需手術，“在光照下，腫瘤會像奶油般溶化”。
與國內醫療體系不同，美國實行嚴格的預約轉診制度，尋常的呼吸道和慢性疾病可以在社區醫院解決，只有疑難雜癥才會被轉到專科醫院或綜合醫院里。這不僅避免了醫院的擁擠，也讓醫生有了更充分的問診時間。
“如果論就醫感受，國內完敗！”張曉東坦言。她曾到美國賓大醫院的血液與腫瘤中心交流，發現那里有舒適的診室和充足的交流時間。
“可是如果把我們醫院也設置成國外那樣，有安靜的候診區，每個病人都有護士陪同候診，一天頂多接待200個病人，你覺得現實么？”張曉東反問。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的官方網站數據顯示，2013年醫院的住院人數4萬余人次，年門診量45萬余人次。患者來自全國各地、港澳臺及海外。
“在中國，各個地區的醫院、醫生水平參差不齊，甚至差距很大，這就必然造成越來越多的病人涌入北上廣。”張曉東說。不久前，她到煙臺一個由私人投資的二級醫院，發現醫院的硬件設施“比北大腫瘤醫院好多少倍”，卻很少有病人入住。
“現在老百姓不相信基層的大夫，這其實怨不得病人，很多基層大夫確實水平不行，又不重視學習新技術。”張曉東說，“可是人們越往大城市跑，基層大夫接觸的病例越少，水平越難以提高。這才是國內的腫瘤患者看病難，難得到規范治療的原因所在。”
美國沒有靈丹妙藥，不可能你一下飛機吃了就能好
即使踏上國外就醫的征途，也并不是每個人都像“傾心2007”一樣獲得圓滿的結局。
“在我們接手的病歷里，有的患者在美國病情惡化，甚至有的在美國去世。”蔡強說，“美國沒有靈丹妙藥，不可能你一下飛機吃了就能好。”
他接觸過一對夫婦，妻子患了婦科腫瘤，丈夫準備變賣家里唯一的房子，送妻子到美國就醫。但是看了病歷以后蔡強發現，患病的妻子已經到了晚期，全身多處轉移。他只好勸告那位丈夫，“告訴她病情，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通過美國大夫的治療，“傾心2007”丈夫病情得到控制。治療結束后，美國的醫生不僅給中國醫生寫了一封詳細介紹病癥和治療情況的信，還列了一張表，通知他們每3個月、每半年、每兩年、每5年要做的各項檢查。醫生還留了郵箱和電話：“任何問題，隨時可以找我。我也會繼續跟蹤病人的情況進展。”
也有醫生指出，如果在國內，“傾心2007”的丈夫最終也未必會經歷手術。因為手術前的一系列檢查也會顯示，他所患的腫瘤只需放療。
如今，不少中國大夫也在進行努力改變現狀的嘗試。在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潘戰和會在上午的查房工作結束后，找來病人家屬溝通病情。
當病人不理解為什么癌癥在接受手術以后還需要放化療的時候，這位醫生會把癌細胞比喻成桌面上的灰塵，而把手術比做一塊擦掉灰塵的抹布。“抹布一擦，灰塵表面上看就沒有了，但實際上我們看不見的細菌還存在在桌面上，這時候就需要繼續消毒”。
“一些知識比較缺乏的患者，表面上看起來醫生說什么他們都點頭，但實際上都沒有聽懂，只有給他們解釋明白了，患者依從性才會更好。”潘戰和說。
余可誼也記得，在協和醫院消化內科，一位老專家會對每一位進入診室的患者說“您好，請坐”，甚至會親自起身拉開凳子。他自己也會為每位就診的患者留下名片，上面不僅有他的微博、微信賬號，還有一個手機號碼，患者幾乎可以隨時與他溝通。
“我希望了解我的患者治療以后的狀況，而不是在他們有疑問時沒有辦法及時溝通，但這就要占用我私人的時間。”余可誼話音剛落，就不得不接起手邊一直在響的電話，一位辦理住院遇到困難的患者向他求助。
“但如果在國外，有些工作應該由醫生的助手完成。好的醫療服務必須要加大人力投入。”接完電話，余可誼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