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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一扒麻醉與外科的“愛恨情仇”

受訪專家:

北京善方醫院麻醉科主任 李雪

在麻醉技術問世之前, 做手術對病人來說是件無比痛苦的事情, 醫生也備受折磨。 為了儘量減少病人的疼痛, 外科醫生只能用最快速度完成手術。 一味追求速度, 不僅手法粗糙, 也無法兼顧完善的消毒和止血, 手術成功率很低。

史上甚至有一場“死亡率300%”的手術, 就是由於醫生在飛速操作中不慎傷到了助手和旁觀者, 結果病人與助手均感染而死, 旁觀者因恐懼休克而死。 現在看來, 當時的手術場面可以說是無比野蠻的。

1842年3月30日, 美國麻醉醫 Crawford Long 為一位摘除頸部腫塊的患者成功實施了第一例乙醚全麻。

1846年10月16日在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總醫院由Morton 醫生當眾表演乙醚麻醉成功, 標誌著現代麻醉的開始, 人類從此真正戰勝了手術中疼痛, 外科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外科大夫可以大展拳腳, 更加從容、精細地進行各種手術, 加上輸血、補液、營養、體外迴圈等多方面技術發展, 手術種類變得越來越豐富, 成功率也隨之增高。

這些年, 外科和麻醉攜手共進, 外科離不開麻醉, 麻醉離不開外科, 常言道: “外科治病, 麻醉保命”, 麻醉與外科儼然成了相親相愛的“一家人”。 至今, 麻醉學正朝著圍手術期醫學的方向蓬勃發展。

麻醉不僅要關注手術中的部分, 同時也要關注整個圍手術期;不僅要關注麻醉安全,

同時也要關注患者手術後的長期康復和轉歸。

麻醉醫生與外科醫生, 在一般人看來應該是“相親相愛”的, 可實際工作中, 卻免不了磕磕碰碰(如:在某些圍術期診療觀點或決策上存在分歧)。

比如, 過去在手術中, 外科醫生希望麻醉醫生降低病人的血壓, 以便減少出血, 並專門有一項技術叫“控制性降壓”;而隨著麻醉學的發展, 麻醉醫生漸漸認識到圍術期血壓“甯高勿低”, 因為過度降壓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 尤其是對於既往有高血壓, 心臟病以及高齡的人群, 可能會發生圍術期心梗、腦梗, 十分可怕。

這些經驗都是血淋淋的教訓換來的, 從此以後, 麻醉與外科醫生在術前都會更加全面地評估病人各方面風險, 在術中降壓的問題上做到平衡。

再比如, 外科醫生在出血的時候總是很擔心, 總會想著補點血安心, 但麻醉大夫在患者狀態穩定的情況下, 為規避輸血可能帶來的各種風險(過敏、感染、溶血等), 會儘量減少或避免輸血。

現在的手術越來越安全, 手術時長也越來越短, 很多時候大家都想優化手術流程, 加快進度。

時不時都會有外科醫生來賣個萌, 討價還價不要插胃管、導尿管。 但麻醉醫生卻不允許:

手術歷時再短, 不用胃管, 病人也可能出現反流誤吸;

不插導尿管, 病人尿液不能及時排出, 也會影響術中生命體征的維持和液體管理, 憋尿會導致患者心率血壓升高, 而為了減少尿液產生而限制輸液量則會導致導致患者容量不足。

每一個病人情況都不一樣,

每一次爭論的內容也不一樣, 但每一次吵吵鬧鬧的結果都是為了將病人平安地送出手術室, 麻醉醫生與外科醫生, 應該是同一個戰壕裡的戰友,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目標——為了患者的利益、為了手術的順利。

外科可能只關注自己的手術, 而麻醉所作的圍術期評估更準確、更全面、更客觀。 例如, 一例車禍傷腹腔出血的急診手術, 普外科醫生可能更多關注腹腔出血量、休克情況、如何止血、是否合併空腔臟器損傷、手術的預後等等。

而麻醉醫生則會關注那些隱匿的“陷井”, 是否合併腦外傷、頸椎骨折、血氣胸、骨盆骨折、長骨閉合性骨折等問題, 考慮可能給麻醉操作、蘇醒、休克治療等帶來的困難, 儘量改善患者預後。

除了依據麻醉的準則和規範, 我們也會根據外科手術的輕重緩急, 進行風險評估後再做決定。 例如一例小兒疝氣手術合併上呼吸道感染, 如果是可複性疝, 我們建議上感治癒後再行手術, 而如果是嵌頓疝, 我們一定配合外科儘早開台。

總而言之, 如果形容外科與麻醉科的關係應該是:在(手術)臺上, 我們經常意見不合, 針鋒相對;下了台, 我們握手言和, 相親相愛。 ▲(生命時報記者 靳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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