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肝的治療
1. 干擾素:干擾素是最早被批准的抗HBV治療的主要藥物之一, 我國近年來用重組干擾素3MU, 隔日1次, 3~6個月。 至今已治療數千例, HBeAg及HBV DNA陰轉率平均為30%~40%。 Wong等綜合分析15篇文獻資料, 共計498例, 對照組339例, 隨訪12個月, HBeAg轉陰率為33%, 血清HBV DNA不能檢出率為37% (
干擾素有效病例主要見於患者治前血清ALT水準較高、血清病毒水準較低及成年期感染者。 對於ALT水準正常、高病毒水準及HBeAg陰性及免疫受抑制者效果較差, 肝失代償者忌用。
2. 核苷酸類似物:(1)拉米夫定:是第一個被我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的口服抗HBV治療藥物, 其主要作用位點為HBV DNA多聚酶,
3. 免疫調節劑-胸腺肽α1:胸腺肽α1是胸腺素組分5的主要成分, 胸腺肽α1已能化學合成為一個重要免疫調節藥物。 有研究表明, 本品可增加鼠淋巴細胞對分裂素原的反應, 具有誘導輔助性T細胞的功能。 胸腺肽α1的抗HBV機制尚不完全清楚, 目前認為可能和增強T細胞及NK細胞應答功能, 增強IL-2和IFNγ產生, 以及增加IL-2受體表達。 此外, 胸腺肽α1 能增加組織相容性複合物1類抗原在淋巴和非淋巴系細胞的表達。 初步觀察結果提示, 不能排除胸腺肽α1直接作用肝細胞, 從而激發肝細胞抗HBV能力。 病毒性肝炎患者經胸腺肽α1治療後, 產生IFNγ的Th1型CD4+ T細胞增多, 肝內NK T細胞增多, CD4+/CD8+ T細胞比例減低,
國內13個單位曾聯合進行胸腺肽α1 (日達仙) 治療乙肝的臨床研究, 單獨採用胸腺肽α1治療組96例, HBV DNA和HBeAg均轉陰者45例 (47%), 胸腺肽α1加IFN治療組54例, HBV DNA和HBeAg均轉陰者33例 (61%)。 單獨採用IFN治療組該兩項標誌物均轉陰率為39%。 我國已批准胸腺肽α1為治療乙肝藥物。 國外採用胸腺肽α1治療乙肝患者已有多篇報導, 由於例數較少, 差異未能達到統計學顯著性。 Chan等收集5篇設計較為合理、設有對照組, 並有治療後6月及12月的隨訪資料者共計353例進行薈萃分析, 結果發現, 患者的HBeAg和HBV DNA轉陰率在治療結束時與對照組比較, 無統計學意義, 但停藥6月及12月後則有顯著差異。 因此認為胸腺肽α1抗HBV的遲發療效可能與其持續提高輔助性T細胞功能有關。
近年來, 有不少報告採用胸腺肽α1和IFNα或拉米夫定聯合治療慢性乙肝, 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Saurc等用胸腺肽α1合併IFNα或拉米夫定治療HBeAg陰性、但HBV DNA陽性的慢性肝炎, 第1組為27例, 用胸腺肽α1 1.6mg, 每週2次, 26周時加IFNα10MU, 每週3次, 共治療52周;第2組10例, 單用IFNα治療52周;第3組15例, IFNα加拉米夫定100mg/d 治療52周, 再繼續用拉米夫定治療。 至78周停藥時, 3組HBV DNA轉陰及肝功能恢復正常者分別為74%(20/27)、40%(4/10)和53%(8/15); 12月後分別為70%(19/27)、20% (2/10) 和27%(4/15); 18月後各為70%(19/27)、10%(1/10)和 20%(3/15), 表明採用胸腺肽α1和IFNα聯合治療具有顯著效果, 較單用IFN或IFN聯合拉米夫定治療為優。
我國常見亞急性和慢性重型乙肝, 病情兇險, 常伴有不同程度肝硬化, 病死率較高。 我國多家醫院的經驗顯示, 在綜合治療的基礎上, 加用胸腺素可降低重型乙型肝炎的病死率。
4、中藥治療。 抗炎保肝藥物以中藥占絕對多數, 使患者在一定時間內減輕炎性反應, 延緩了病情。 既使是抗病毒治療最有效的人群, 其獲得療效的最初階段部分病人轉氨酶升高, 也需要抗炎保肝等輔助治療。 既往資料表明, 我國慢性乙型肝炎病人的病程長、轉歸優於國外同類病人, 固然受多方面調控, 其中有中醫藥的干預和保護是重要因素。 正因如此, 在治肝病藥物裡中醫藥產品得到最為廣泛的使用。 代表藥物是含五味子成分的成藥,還有甘草甜素類、齊墩果酸類等以抗炎降酶為主;以茵陳、赤芍等為代表的藥物,是抗炎、促進黃疸消退的主藥;另有相當數量的藥物是針對改善病人症狀設計的中成藥,頗受歡迎。抗炎保肝治療過去是主導,現在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現有的治療模式代表了中國臨床醫學的特色。
代表藥物是含五味子成分的成藥,還有甘草甜素類、齊墩果酸類等以抗炎降酶為主;以茵陳、赤芍等為代表的藥物,是抗炎、促進黃疸消退的主藥;另有相當數量的藥物是針對改善病人症狀設計的中成藥,頗受歡迎。抗炎保肝治療過去是主導,現在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現有的治療模式代表了中國臨床醫學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