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知識份子過勞死的罪魁禍首？

在最近5年內， 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有135位教授死亡， 他們的平均年齡為53.3歲。 近日， 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在北京論壇“公共衛生與和諧社會的建立”分論壇透露了此消息。 他說， 在知識份子中， 存在著嚴重的“過勞死”現象， 知識份子的平均壽命僅為58歲， 比普通人平均壽命少10歲。 （《北京晨報》2005年11月17日）

卡爾•馬克思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寫道：“勞動創造了美， 但是使工人變成了畸形……勞動創造了智慧， 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 ”這是馬克思對人的“異化”所作的生動描述。 知識份子過勞死， 何嘗又不是一種人的異化。

科研， 本應是知識份子力量的證明， 現在卻變成了擠壓、鉗制他們主體的異己力量。 他們的科研成果或許是充滿智慧、是美的， 但從人的角度來看， 他們實際上是回到了“野蠻的勞動”中， 是多麼的“愚鈍和癡呆”。

提到過勞死， 就不能不提到日本。 “過勞死”一詞不但源於日本， 而且也是日本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 戰後日本經濟得到迅猛發展， 舉世矚目。 然而， 日本也付出了巨大代價。 日本人有“經濟動物”之稱， 這個詞的隱喻遠遠深刻于它的表面意義。 如果說在日本， 過勞死是國際競爭、企業生存競爭轉嫁給勞動者的結果， 是資本在人身上的具體異化。 那麼， 誰又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過勞死的罪魁禍首呢？

誰是知識份子過勞死的罪魁禍首？

知識份子不斷自我加壓、知識份子的健康意識淡薄， 其實這些都是表面原因。 在中國高校， 在某一特定的時期內發表特定數量的論文和研究出特定數量的成果， 往往與教師的基本待遇掛鉤。 於是， 做學術、寫論文， 就像一場衝刺， 必須在四十歲前評上教授， 必須在多少時間內發表多少多少篇論文、寫多少本專著， 這一切， 最後都促使知識份子進行永無盡頭的科研、毫無節制的寫作和“喪失理智”的瘋狂思索。

若要說日本人是“經濟動物”， 那麼， 那些過勞死了、或者即將過勞死和正在過勞的知識份子則是“論文動物”、“科研動物”。 他們被科研論文異化著， 被違背科學規律的學術制度異化著。 面對體制的大環境，

知識份子就像一隻小雞， 生不出蛋， 免不了“殺雞取卵”的命運。 然而， 更令人悲哀的是， “殺雞取卵”式的學術制度， 也使現在的論文、科研品質每況愈下。 他們過勞死了， 研究品質卻並沒有“重於泰山”。

高校、研究所等是知識份子聚集的場所， 雖然這些用人單位沒有要求知識份子延長勞動時間， 但實際上， 為了在特定時間內完成規定的任務， 8小時是無法完成的。 這是變相的延長勞動時間。 用人單位變相強迫勞動者超負荷勞動， 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 從這個角度來看， 知識份子過勞死， 在法律上， 理應屬於勞動法中的“工傷事故”。 知識份子的過勞死， 如果說罪魁禍首是現行的學術制度， 那麼那些用人單位， 則無疑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