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精神病患者殺人事件追蹤：重性精神障礙患者管理防治網路依然存在諸多漏洞

2017年入春以來，全國各地發生多起精神障礙患者肇事肇禍事件，引起社會關注和政府部門重視。從報導來看，肇事肇禍的精神障礙患者當時多處於外出學習、打工狀態，有效治療與看護不足。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公佈的資料顯示，我國重性精神病患者已超過1600萬人。在人口流動性日益增強的當下，怎樣才能織牢精神障礙患者防治網？既保障患者的基本權益，又防止出現肇事肇禍行為？

一位65歲的父親帶著患有精神障礙的女兒

人民圖片供圖

四川省達州市宣漢縣境內的巴山大峽谷隧道正在建設中，載滿土石的卡車隆隆駛過，打破了大山裡的寂靜。但是，令居住在附近龍虎村的胡乃竹（化名）夜不能寐的，不是隧道建設的大動靜，而是她的侄子胡和志（化名）在武漢殺了人。

今年2月18日中午，在武昌火車站附近的一家麵館裡，22歲的胡和志因與麵館老闆姚某發生口角，持菜刀將其砍死。之後，胡和志並未逃離，民警將其抓獲。

一時間，胡和志事件見諸各大媒體顯要位置，社會公眾的視線聚焦到精神障礙患者的管理問題上。

村民沒印象

治療33天后出院

根據警方公佈的資訊：胡和志，家在宣漢縣龍虎村，無業，持有殘疾證，精神殘疾二級（屬於中度），案發時在武漢打工。

記者在胡和志的老家龍虎村看到，三三兩兩的老人在路邊聊著家常，更多的人躲在屋子裡圍著方形火爐取暖。2月底，村裡大部分年輕人已隨春運大潮外出打工。

提到胡和志，村民似乎對他沒有什麼特殊印象，對胡家的印象就是經濟條件不好，胡家兩口子都是老實人。一家人過去住的山坡上的土房子，如今已經塌了。早些時候，胡父和胡母都在家附近的煤礦廠工作。煤礦廠倒閉後，胡母做些小零活，胡父種地。

根據當地的風俗習慣，22歲的胡和志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為了能讓胡和志順利成婚，胡家人並沒有把他的病情跟外人講。村民劉剛說：“我們都不知道他得病，也是後來看新聞才知道的。”胡乃竹告訴記者，胡和志小時候一直很正常，跟其他小孩子一樣調皮。精神出問題是近幾年搬家到大竹縣之後的事情，家人發現他出現怪異行為，有時無故發笑，並有衝動傷人、毀物等行為。

胡乃竹記得，胡母的一個親戚曾介紹了一位專治精神病的“專家”，“專家”給胡和志開了幾服藥，收了2800元。而這些藥並沒有讓胡和志有所好轉，等家人再去找“專家”問情況時，“專家”早已不見蹤影。胡家人這才回過神，那位“專家”是個騙子，2800元打了水漂。

2016年春節，胡和志走親戚時，不明原因地與堂哥發生衝突，並想拿菜刀砍堂哥。“幸好及時攔下來。”胡乃竹至今還心有餘悸。從那時起，胡家人意識到胡和志精神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四處為其求醫。

2016年5月，胡父帶胡和志到宣漢縣人民醫院土主分院（宣漢縣精神病院）看病，胡和志被確診為“精神發育遲滯伴精神障礙”，即智力發育低下造成行為紊亂，屬於比較嚴重的精神障礙。但在醫院治療33天后，胡家因付不起治療費用，辦理了出院手續。至於胡和志康復與否，堅持服藥與否，胡家人不太清楚。

宣漢縣精神病院是當地唯一的精神病醫院，記者到醫院採訪胡和志的主治醫生時，該院相關負責人表示，記者須出示縣委宣傳部的介紹信，院方才能接受採訪，並稱“這件事已經平息下去了，沒有必要再深究”。

康復隨訪難

戶籍在但找不到人

宣漢縣精神病院收治胡和志後，將資訊回饋給了三墩土家族鄉衛生院，因為胡和志戶籍在龍虎村，其回訪工作由龍虎村村醫陳篤國負責。陳篤國告訴記者，對於病情穩定的精神病患者，3個月回訪一次；對於病情易復發的精神病患者，半個月電話隨訪一次，上門回訪一次。

“他沒在村裡住過，只是戶籍在這兒，根本找不到人。”陳篤國拿出自己的筆記本向記者展示，目前全村有10名需要定期隨訪管理的精神病患者，胡和志之外9人的服藥情況都有記錄。

龍虎村沒有固定的村衛生室，村民都是到陳篤國的家中看病。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裡，一個放中藥的櫃子，一個放西藥的鐵架，白色的牆壁長年累月被爐子熏得發黑發黃，記者去時，一個村民正靠著爐子打點滴。陳篤國介紹，龍虎村一共有500多戶2600多名村民，而且村民散住在大山裡。村裡都是留守的老人，陳篤國經常要上門看病。

胡乃竹告訴記者，因為胡家曾兩度搬家，蓋房子花費了10萬餘元，5萬多元的債務背在身上，胡父不得不外出打工償還債務。“他爸爸只能把他帶在身邊。”胡家父子在南寧打工的時候，也是不斷發生摩擦。脾氣暴躁的胡和志在工地經常與人發生口角，甚至因為一點小事大打出手。胡父已經無法以正常對話的方式教育胡和志，只好以暴制暴。

2017年農曆正月初四，胡父準備去青海打工，想將胡和志帶在身邊，以便看護。但是，胡和志不肯與父親一起出去。他向母親索要手機未果，便拿起手邊的東西扔向母親，母親躲得及時才沒有受傷。胡和志一氣之下離開家，來到胡乃竹家，向姑姑要300元錢。再三借錢讓家裡並不富裕的胡乃竹為難，最後給了胡和志200元。

雖然胡乃竹每天照常砍柴燒火，料理家務，但有兩件事一直令她擔憂：一是新聞報導會不會不利於法院對胡和志的審判，二是武漢被砍者的家人會不會前來尋仇。“法院要怎麼判他？”眼睛有些濕潤的胡乃竹追問記者。

多數家庭監護能力差

醫療保障水準低

33歲的鄧明柳（化名）也是龍虎村的精神病患者，和老母親一起生活，每個月的藥品花銷近700元，而低保補助只有100元。平時，老母親賣雜貨賺點零錢，在外打工的姐姐每個月會寄些錢。有一次，鄧明柳發病了，情緒十分激動，完全處於失控狀態。鄰居是個退伍軍人，和其他四五個人一起，才將鄧明柳用鐵鍊子綁住，送到精神病院治療。

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未能得到及時治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監護。資料顯示，2013年上海浦東南匯地區78名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中，只有17名患者的監護人能履行或部分履行監護職責。2016年，廣州市調查了215名肇事肇禍精神障礙患者，67.0%處於獨居狀態。而這些患者的社會支援和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缺乏足夠的醫療保障，也影響了他們的就診意願，以致病情得不到控制，增加肇事肇禍幾率。

全國精神衛生綜合管理試點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主任醫師馬弘告訴記者，大量案例顯示，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時，親人往往成為最先受到傷害的對象。而這些家庭的監護能力實在薄弱。一項針對有兩名精神病患者家庭的調研顯示，在3000多戶受訪家庭中，三成監護人年齡在60歲以上，三成是傷殘人士，還有一成多的監護人是未成年人。這些家庭的貧困率高達94%。“這樣的家庭怎麼能管理患者？這些家庭需要社會強有力的支援，首先應該脫貧，應該被精准扶貧。”馬弘感歎。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衛生中心黨委書記謝斌指出，患者家境貧困導致其根本無法負擔住院醫療費用。在2016年廣州市對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的調查中，72.1%的患者無業或失業，95.3%的患者無醫療保險，96.3%的患者所在家庭月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1895元。“按照醫保報銷80%醫療費用測算，患者家庭每年需要承擔一兩萬元花費。”謝斌說。

防患未然和事後處置

均有待補短板

上海市浦東區的精神障礙患者趙某，總覺得周圍的人都在罵她，不管大人小孩，只要有人路過她家門口，她就咒駡人家，有時還會向人潑水。居委會曾試圖將其送入精神病院治療，但患者的兒子一再拒絕。居委會諮詢當地精神病院後被告知，只有在精神障礙患者存在危害他人行為或風險的情況下，居委會才能代替患者家屬簽字辦理住院，因此住院的事情只能擱置下來。

2013年12月的一天，一名鄰居路過趙某家門口，被其用一盆水澆在身上。氣憤的鄰居朝趙某家大門踢了一腳，趙某當即手持菜刀，跑出家門直接將該鄰居砍至輕傷。事發當晚，在警方再三勸說後，趙某的兒子才保證會將趙某送醫治療。

“按照《精神衛生法》規定，精神障礙患者如果還沒有表現出危害行為或傾向，任何人不能強迫其住院治療，但這可能對患者的及時治療產生不利影響。同時，《精神衛生法》第28條規定，存在傷害自己、傷害他人行為，或傷害自己、傷害他人可能性的，公安機關可以協助家屬將病患送醫院治療。但現實的尷尬是，如果沒有警情就出警，可能會受到侵犯人身自由的指控，這種情況下政府和警方往往處於兩難境地。”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醫務部副主任邵陽介紹。

不僅如此，精神障礙患者犯罪後的處置不當也容易造成諸多問題。《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其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謝斌說，雖然法律要求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但不負責任的家屬和經濟困難的家庭就會放任不管，導致患者疾病復發，重複犯罪的情況屢有發生。這一現象在流動人口中尤為突出，2012年上海長寧地區的35名外來肇事肇禍精神病患者中，既往有犯罪史的患者占43%。

謝斌還告訴記者，如果不是暴力犯罪，患者的強制治療多由家屬負責，由政府強制醫療的比例並不高。2014年河南省洛陽市的研究提示，在調查的案例中經鑒定患有精神病的，43.6%實施了強制醫療，56.4%未經任何治療，直接流入社會。另外，強制醫療也往往存在經費不足的問題。2010年甘肅對因兇殺而接受強制住院治療精神障礙患者的調查發現，只有23.8%的患者的醫療費用能正常結算，家屬申請費用減免的占38.1%，而存在欠費及醫院墊付的占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