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學和反精神病學之間的中間地帶

在精神病學的鐵杆擁護者和最狂熱的批評之聲中永遠沒有妥協的餘地。

有些固執的精神病醫生盲目的認為基因決定了一切，而藥物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有些呆板的反精神病學人士則是盲目的空想家，他們只看到心理健康治療的限制性和危害，而看不到它的必要性和好處。

我曾花費大量時間試圖打破這兩種人的極端思維——可是幾乎沒有什麼進展。

但幸運的是，在這兩個陣營中依然存在一些理智的人，可以從整體的角度來評估精神病學，不會說它的好壞是絕對的。以開放的思維作為起點，往往可以找到共同點;看似不同的抽象觀點在你以發散思維討論該如何處理實際問題時可能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分歧了。

再沒有什麼比找到共同立場更重要的了。我們沒有能力為針對精神疾病的各種主張引發的內戰買單，我們如此迫切的需要統一的立場和呼聲。

心理健康服務在美國處在一種失敗的困境之中：資金不足，雜亂無章，難以接近，由商業利益驅動。當前的這種缺乏有效組織的精神治療體系是一種恥辱，這現狀難以改變，除非那些關心精神病的各種聲音可以更加的和諧。

這裡有個殘酷的悖論：需要幫助的人得不到幫助。有一百萬的重症患者因公害犯罪而入獄，如果他們能得到有效的治療和照顧，這本來是很容易避免的。在門廊外睡覺，偷一瓶可樂或是在大街上大喊都可能使他們被逮捕。一旦被捕，因為無法被保釋或是適應不了監獄，而被單獨監禁。今天的美國，對精神疾病患者來說是個最壞的地方，也正面臨著最糟糕的時刻。

與此同時，那些不需要精神病醫學的人卻從中獲益太多：我們每年花費500億美元在那些不怎麼必要的具有潛在危險的藥丸上，粗心的醫生，病人們被廣告所誤導。目前在美國，死於藥物的人數要大於死於車禍的人，而他們吃的大多數都是處方藥，並不是街頭兜售的那些藥物。

這種根深蒂固的亂局是因為1)很少有，就算有也是顯得無能為力的為最弱勢的群體宣導;2)有錢有勢的商人控制了廣播電臺和政客們，獲取利益;3)心理健康的社群被長期的內部鬥爭影響，偏離了其為重病宣傳的軌道。

前兩個因素很難改變。在這個大衛對歌莉婭的杠杆中，鬥爭是唯一的方式，除非我們找到一個中間立場來作統一宣傳。

我認為理智的人能很容易的贊同以下四個相當明顯的共同目標：

1.我們應該為那些不當入獄的人的自由而努力。

2.我們需要提供足夠的住房來減少他們不當入獄的風險和無家可歸的情況。

3.我們需要給那些真的需要藥物治療的病人提供幫助，而避免讓不需要的人服用。

4.我們需要在社區提供足夠和便捷的社會心理支援和治療服務。

那些關於藥物的脅迫程度的爭議是必要的，以及根據為社會提供的不同類型的心理支持，應該獲得多少資金。

我們都同意有很多藥物被錯誤的開給了錯誤的人，因為錯誤的診斷。有百分之八十的精神病藥物都是在病人只看了一次初級保健醫生的情況下被開出來的藥，而那多少抗生素的誤導性廣告以推銷藥品。許多精神病醫生往往因為書寫速度太快而錯開藥物。而反精神病學人士則是錯在另一個方面，他們總覺得自己親歷親為的最好，沒有人需要他們。

我想理性的人都該同意，我們應該培養醫生和公眾的意識，讓他們知道藥物可能是有害的，而不僅僅的帶來好處，必要時該留下跡象。20%的人口每天都需要服用靈藥丸，這真是荒唐，同樣可笑的是，任何藥物治療的預約都等待了一天的人都該進監獄，而不是兩個月。

脅迫是一個更具有爭議性的話題，但它也有一個常識性的共同點。50多年前，當湯姆·沙茨開始為病人爭取權利，自由和尊嚴，最大的威脅就是蛇窩州立醫院系統，那裡儲存著超過60萬名患者，通常都表現出不自覺和不當的行為。該系統已不復存在。現在全國只有大約65000個精神病床位，而問題就在於找到入院的方式，而不是出院的方式。

反精神病學人士做出了最後一擊。精神病強制體系基本上已經變成了紙老虎：罕見的，短期的，通常是出於善意去幫助那些面臨監禁的人。合法化精神疾病和入獄的精神病患者應該是吸引人的一個共同旗幟。當你討論到具體情況時，會產生更多的共識，關於精神病強制何時會產生意義比這個問題本身更關鍵。

最後，還有避免對稀缺資源的競爭導致的專業心理健康專案管理和那些基礎的恢復之間的矛盾。當你準備把餡餅切片時，發現它的面積太小了的時候，問題就容易激化。

這裡的共同點指的是一種識別的方法，而不適用於所有事情。我們需要不同的社會心理系統來支援，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和品味。我們應該把這些不同拼接在一起整合起來。

羅馬在燃燒，似乎沒人去做些什麼。象牙塔里的機構(如專業協會和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和更多的基層組織需要把分歧暫時擱置下來，共同宣導大家關注可以共用的兩個目標：幫助最弱勢群體重獲自由和尊嚴，整治猖獗粗心的過度使用藥物的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