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為什麼能幫助我們思考

在1969年《時尚》雜誌的聖誕特輯中，弗納基米爾·納博科夫就詹姆斯·喬伊絲的作品《尤利西斯》的教學方式提了個意見：“教師們與其不斷重複那些渲染過度的荷馬史詩式的故事和粗俗的章節標題，倒不如準備一副清晰標記了布魯姆和斯蒂芬所途經的路線的都柏林地圖。”他自己就畫了一副這樣的地圖。幾十年後，一個名為約瑟夫·紐金特的波士頓大學英語系教授和他的同事就利用谷歌地圖合成了一張帶注解的圖，上面有斯蒂芬·迪達斯和利奧波德·布魯姆一步一步走來的標記。大不列顛的佛吉尼亞·伍爾芙協會成員，同樣也是喬治亞技術研究所的學生，同樣也重建了“達洛維夫人”的行走路線。

這些地圖體現出了這些小說中所展現的想法與行走有多麼奇妙的關係。喬伊絲和伍爾芙都是將瞬間的意識轉化為紙墨文字的作家。為了完成這些，他們讓筆下的人物在城市裡漫步。當達洛維夫人散步時，她所感知到的不僅僅是身邊的城市。她在自己的過往中來去，使倫敦成為一個極具質感的舞臺。“先虛構，再建造，再毀滅，最後隨時重建它”

希臘哲學家都喜歡來回踱步，許多作家也發現，行走，思考還有寫作直接存在深刻直接的連接(亞當·高普尼上周就在《紐約客》上寫了篇關於行走的文章)。亨利·大衛·索羅在他的日記中也寫道：“坐著寫作是件荒廢時間事，站起來思考能讓你寫得更生動!“在我看來，當我的雙腿開始走動，我的思緒也隨之流動。”湯瑪斯·德·昆西計算過威廉·華茲華斯在他一生當中走了多達8000英里的路程，從他5歲開始，平均每天6個半英里，他的詩歌滿是山間的流浪，穿過森林，沿著公路延伸。

是什麼使得行走對思考和寫作起到如此特別的作用呢?答案是隨之產生的一系列化學反應。當我們長距離行走，我們的心跳會更快，血液迴圈也加快並且體內產生更多的氧氣，不僅僅是供輸給肌肉的，也提供到身體的各個器官，比如大腦。許多研究表明，運動後，即便是輕微的運動，人們會在記憶類測試上有更好的表現。定期的走動也能促進腦細胞間建立新的聯繫，可暫時避免隨年齡增長而引起的腦組織的萎縮，增大海馬體的體積(腦儲存的重要區域)，提升刺激新神經元生長的分子級別並在他們之間傳遞消息。

遠距離的移動我們的身體可以改變我們思想的本質，反之亦然。那些擅長運動音樂的心理學家量化了我們已知的事實：聽節奏快的音樂可以使我們跑得更快，我們移動得越輕巧，越需要快節奏的音樂來刺激我們。同樣的道理，當一個開車的人聽到快節奏的音樂，他們會不自覺的點踏油門。活在我們自己的節奏裡可以使我們在自身的身體節奏和精神狀態間建立一種純粹自然的回饋，這意味著當我們在健身房裡騎自行車，跑步或做其他一些運動時，我們會感到無比的輕鬆。當我們漫步時，我們腳下的節奏會隨著我們內心的情緒而搖擺;同時，我們可以根據調整自己的步伐來改變自己的心境。

由於我們在漫步的時候不需要耗費太多的注意力，所以我們的思想可以從我們的大腦中神遊到充滿想像的世界去。這恰好與研究創新思維和洞察力的心理理論相符。今年年初，斯坦福大學的瑪麗蓮·奧佩佐和丹尼爾·施瓦茲公佈了一項研究成果，這可能是第一次直接測試不幸當下可改變人們創造力的方式。他們在散步時想到的這一研究方式。奧佩佐說：“我的博士生導師(施瓦茲)有個習慣，就是在和學生散步時進行頭腦風暴。有一天，我們就產生了這種靈感。”

在這一系列的四個實驗中，奧佩佐和施瓦茲要求176名大學生在坐著時、在跑步機上走路時，或在斯坦福大學裡漫步時完成不同的創造性思維測試。例如，自願者在一個測試中必須想一些出日常用品(如按鈕或輪胎)的反常用法。實驗表明，散步的學生比坐著的學生平均多想出四至六種用法。另一組實驗要求自願者們構思一個比喻(如“一個正在嶄露頭角的繭”)，再生成另一個相似的比喻(如“一個正在孵化的卵”)。散步的同學中有95%都能做到上述要求，而那些坐著的同學中只有55%才能完成任務。但在一個不同類型的測試中，行走會讓人的表現變差，即學生必須找到一個單詞並將其它三個單詞與之關聯在一起，比如“乳酪”對“小屋、奶油、蛋糕”。奧佩佐推測，行走會讓大腦在充滿泡沫的思維海洋上隨波飄蕩，從而對集中式思考產生適得其反的作用：“如果你正在思索一個問題唯一的正確答案，你可能就不需要這些不相關的想法”。

行走地點也同樣重要。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的馬克·伯爾曼開展的一項研究表明，在一項記憶力測試中，漫步在植物園的學生成績比沿著城市街道行走的學生提高得多。有研究表明置身綠色空間——花園、公園、森林——可以恢復人們在人造環境中耗盡的大腦資源，雖然這類研究數量頗少，但還在不斷增長。心理學家瞭解到注意力是一種整天都在不斷消耗的有限資源。一個充斥著行人、車輛、看板的擁擠十字路口會讓我們的注意力四處分散。相比之下，圍繞公園的人工池塘行走可以讓我們的大腦隨意地從一個感官體驗轉移到另一個感官體驗上，從泛起波紋的睡眠到窸窣作響的蘆葦。

儘管如此，步行於城市和鄉間可能對大腦運轉有各自獨特的好處。前者能為你提供更多的即時刺激——大腦可以“玩弄”更多樣化的感覺。但如果你已經處在過度刺激邊緣，我們可以投身大自然的懷抱。伍爾芙享受倫敦街道的創造性能量，並在她的日記中把倫敦描述為“處在大潮浪尖上，是萬物的中心，正合潮流”。但她同樣要依賴步行走過英格蘭的南唐斯丘陵，這樣“才有空間讓我的思維向四面八方發散開去”。在她年輕時，她經常去康沃爾旅遊度夏，她喜歡在康沃爾的鄉村“一個人重踏步行，度過無數個下午”。

或許行走、思考、寫作三者之間最深刻的關係在你散完步，回到書桌前的時候就自動現身了。此時，寫作和行走是極其相似的一種本能，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上，都平分秋色。當我們選擇一條穿越城市或森林時的路線時，我們的大腦絕對會勘測周圍的環境，構建一副意境圖，決定一條前進的道路，然後將這一計畫轉換為一系列腳步。同樣，寫作迫使大腦審查自己的“成果”，為穿越這一精神地帶繪製航線，並通過引導雙手記錄下思維的最終足跡。行走可以重組我們周圍的世界;寫作可以整合我們的思想。最終，如同博納科夫繪製般的那些地圖都是迴圈的：它們是地圖中的地圖。